近代以来的西方道德理论，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上受到了强有力的诘难。这种诘难集中在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康德道德理论的批评上。剑桥大学唐·库比特(Don Cupitt)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阴影已经把现代人紧紧地罩住了，当代的任务是如何使人们从这一“最协调的、最耀人的哲学、最不可能不让人信奉的、最神秘化的道德哲学——也就是从康德的道德哲学那里，解逃出来”（注：Don Cupitt,The New Christian Ethics,SCM Press,1988,P.33.）。由对康德的赞颂发展到对康德的贬损、批判，表征着近代伦理学发展至今已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在什么是人性、什么是道德以及道德的根本形态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都遭遇了严峻挑战。对下述这些基本问题的新思考，反映出当代伦理学探寻新出路的努力。 一、人性是否在根本上永远冲突 康德把人设想为有理性的被造物(rational creature)。“有理性的”只有三类存在配享：神，天使，人。康德把人提到了神的高度，令人颤栗。他把自然律（头上的星空）与道德律（居人心中）并列：在自然世界中，人微不足道；在道德世界中，人为自我立法、自主、自律、自由，人的地位极高。但同时，康德的道德观也如自然规律一样地斩钉截铁，毫不留“情”。他认为，凡是出自欲望的行为，若非出于责任，即不道德。道德就在于不为“情”所动，坚执于理性意志颁定的规律。这就是康德人性论的二律背反难题，它宣告了人性、人格永远的分裂：人既属于感性世界，处在自然律之下；同时人又属于理智世界，处在独立于自然的、非经验的、仅以理性为根基的规律之中。 正是对人性的这一分裂，当代伦理学给予了无情的抨击。现今最为活跃的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指出，康德的人性论把人永远分割成两个部分：人的“理性”和人的“动物的欲望”：“这就像一幅古老的图画：人总是处在一半是猿、一半是天使的半路之中”（注：Peter Singer,Unsanctifying Human Life,Blackwell,Oxford,2002,p.343.）。 康德把欲望与理性的“二律背反”看成是本源性的、无法消除的，辛格的评论则表明，人性并非从来就是对立和冲突的，不能把人设想为总是在欲望和理性之间冲突着。事实上，在古希腊，人们在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上就曾经是非常和谐的，两者的对立只是伴随着近代欧洲个体主义意识的出现才发展起来。这种对立的逻辑是：人是作为理性存在而掌握着道德规律，人意识到它并敬畏它，但它们却与人作为生理的、有欲求的存在在根本上相互敌对。人可以渴望在道德律和欲望之间达致和谐，但人却从不会成功。借用汉斯·昆(Hans Küng)对旧基督教的评论来说，这是以牺牲人性、贬损人性为代价，这种哲学所理解的“人性”不是真正的人性。 这种认识上的时代差异，反映了近代与当代的哲学分野。近代（modern，或曰现代）的道德哲学是在实在论时代的绝对体系中建立的。对它的功过是非，在权威瓦解、中心解构、实在论受到诸多冲击的后现代(postmodern)，当然会有不同的评价。 自尼采开始，旧的实在论概念，作为独立于人、凌驾于人、全能的、客观的精神存在体已遭到猛烈抨击，时至今日已经终结。随着实体主义、中心主义、权威主义的解构，附着在这些实体上的那些旧规条，那些高高在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与惯例，事实上也已解体。那些号称是固定的“本质”和“不变”的客观真理，也没有了市场。这种情形就如库比特所说：“绝对的道德体系、一成不变的僵固规条成为一种蜡像，永远不可能恢复生命”（注：Don Cupitt,The New Christian Ethics,p.9.）。这直接导致了伦理危机，导致了对传统道德理论旧假设的怀疑（注：Stan van Hooft,Caring,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Ethics,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1995,p.1.），这种假设认为它能够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以指导行为或协调我们客观的责任。 实体的解构产生观念的震荡。基督教在西方的主导思想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在这样一个“上帝死了”的时代，随着世俗时代的到来，许多人不再信仰上帝、不再相信死后新生。传统的观点无疑从根基上受到动摇。西方传统一直把世界的意义植根于神的计划，世界的意义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而“没有了神，就不可能有照看我们的天道远景，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注：Peter Singer,How Are We to Live?Et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Prometheus Books,1995 P.186.）这种转型对于传统的伦理学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在当代世俗社会中，无论是神法还是建立在理性超越基础上的康德主义，都不再有用武之地。关于人性、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关于道德与人性的关系等，都将被重新思考。 其次，对道德只是生活的规条或篱笆这一传统的预设前提，当代思想家也不认同。人就是人，为什么总要把人说成是冲突的？现实中的人是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可伦理学却把人设想得那么沉重，吓跑了追求自由的现代（以至后现代）人。为了改变这一困窘，辛格认为：“要重新思考康德和其他怀疑论者的假定——道德与我们的自然倾向总会导致冲突，我们才能建起基于自身本性之上的伦理学（注：Peter Singer,How Are We to Live?P.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