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萌芽于部落战争的原始社会末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代。原始战争实践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军事伦理思想的价值，从而产生了远古时代军事伦理思想的雏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军队的建立和真正意义战争的发展，军事家们不仅关注军事大事，而且重视军事伦理问题，这就促使兵家军事伦理思想逐步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不仅在实践上日益丰富，而且在理论上日趋成熟。春秋战国时代，兵家基于对上古武德意识的理解和吸收，在对战争的道德情感体验和理性伦理分析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军事伦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研究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忠国利民的军人价值观 以“忠国利民”为本，高度重视军人价值的，强调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观念，是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军人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是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先秦兵家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认识和确立军人的价值。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注：《孙子兵法·始计》。）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涉及到人民生死安危，国家的兴衰存亡，不能不认真研究，这就要求把养兵作战摆在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来认识。孙武强调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体现在军人个体身上就是舍身报国、忧国忘身的精神。这就要求军人必须“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注：《孙子兵法·始计》。）军人与国君的意愿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出生入死而不危惧。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提出兵以保民、爱民的军人价值观。他说，在战争中，“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人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注：《吴子兵法·应变》。）凡是进攻敌国、围攻其城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敌人的城镇既被攻破，要分别占领敌人宫室，控制和管理原来的官吏，收缴那里的器材、物资；军队所到之处，不要砍伐百姓的树木、拆毁百姓的房屋、夺取百姓的粮食、宰杀百姓的牲畜、焚烧百姓积存的财物，以此表明对百姓并无残害杀戮的意思；如果有人请求投降，应同意其要求并安抚他们。作为孙武后代的孙膑，继承了孙武提出的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体系，面对战国七雄争立，坚决反对幻想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方法去禁止战争，提出“战胜而强立”的论点。他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注：《孙膑兵法·见威王》。）他认为，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战胜”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要强兵又必须先“富国”。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从而保证“战胜而强立”。因此，他主张战争要“事备而后动”，做到“有委”“有义”。“有委”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有义”就是要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从而取得人民的支持。孙膑从战争性质角度说明军人行为的价值。 被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尉缭，继承了古代的军人价值观，并且将之发展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军人价值观。他认为，“兵者”之用，是否具有价值，要看其掌握在谁手里，在什么条件下运用它，是否符合“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标准，具体内涵是：“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为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注：《尉缭子·武议》。）尉缭的军人价值观思想，不仅阐明了用兵的道德意义，而且揭示了产生这一积极道德意义的伦理基础——军事人道主义。他又认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军人价值观体现在军人个体身上，就是“公以忘私，国以忘家”的道德律令，指出：“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注：《尉缭子·武议》。）就是说，作为军队统帅将领在奉命出征时，要忘掉自己的家庭，领军到达宿营地时要忘掉自己的亲属，擂鼓指挥作战时要忘掉自己的安危。那么，一般的军官和士兵更要如此。一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服从于作战的需要，将个人、家庭私事置于度外，这就是军人应有的人生价值。作为先秦重要军事伦理著作的《司马法》赞同先秦兵家军人价值观，提出了“兵以保民”的观点，认为：“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注：《司马法·仁本》。）由于作战原则是爱护百姓，所以要求兴兵不能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作战，不乘敌国有国丧时进攻，不趁敌国闹灾荒时作战。冬天天寒地冻，夏天炎热酷暑，也不兴兵打仗，为的是爱护敌我双方的百姓。 贵仁尚义的战争观 先秦社会道德规范中的“仁”、“义”思想渗透到当时军事实践中，影响着军人的道德思想和行为，从而形成了军事伦理思想中的仁爱与义战。先秦兵家认为，兴师用兵、治军作战要以仁为本、以仁为胜，伐恶除暴要示之以仁义。另外，兴师用兵还要尚义，以义为重，以义制利。兴正义之师，匡扶天下正义。先秦兵家贵仁尚义的战争观，是忠国保民军人价值观在战争观层面上的直接理论表达。 “战善说”是孙武军事伦理思想最为突出的特征，他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注：《孙子兵法·谋攻》。）他告诫人们，战争的指导原则是，使敌人全国、全军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破敌国、敌军就略逊一筹。因此，在孙武看来，兵家用兵善与不善的标准不是百战百胜，而是能否做到不战而使敌军屈服。这就是他的军事伦理思想的根本，因为战争是残忍的，是互有伤亡的，只有不战而使对方屈服才是最大的善，这是他的军事仁爱思想的反映，与他的慎战思想是一致的。“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注：《孙子兵法·谋攻》。）。孙武认为，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不是依靠战争，攻占敌人的城堡不是依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依靠久战。必须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这样，自己的军队不至于疲惫受挫而胜利却能够圆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