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记载了我国上至传说中的帝尧、下至秦穆公，而主要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重要活动和政治言论。它对于我们了解先秦历史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尚书》还是儒家经典之一，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成为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因此，《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典，《尚书》中是否存在着作为道德范畴之一的“诚信”思想？如果有，它又体现在那些方面？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以留存至今的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为蓝本，而不涉及梅赜的伪《古文尚书》。通观《尚书》28篇，它确实不曾出现一次有关“诚信”这一道德概念，也没有提出过关于“诚信”的确切命题。尽管如此，《尚书》中体现出来的“诚信”思想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尚书》中，“诚”字仅出现一次，“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诚以功，车服以庸”。（《尧典》）[1]是说舜每五年出巡一次，朝见群臣，明确地考察他们的功绩，用车马衣服作为奖赏来表彰他们的功劳。这里的“诚”宇，便包含了一种“诚实，忠诚”之意。在《尚书》中，“信”字出现了7次。分别见于：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汤誓》）[1]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盘庚上》）[1]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牧誓》）[1]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此厥不听，人乃或诗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无逸》）[1]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奭》）[1] 王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顾命》）[1]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吕刑》）[1] 《尚书》中出现的这些“信”字，除了《盘庚》篇中的“起信险肤”，该“信”字通“伸”之外，其余均表示为“相信”、“信任”和“诚信”之意。《汤誓》中出现的“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应该说是我国现存古典文献中出现的第一个“信”字，解释为“相信”，即商汤希望人们相信他的话。《牧誓》篇中“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这里的“信”表示“信任”。《无逸》篇中“则信之”与《君奭》篇中“天不可信”，均表示为“相信”之意。《顾命》篇中“底至齐信”和《吕刑》篇中“罔中于信”，表达的是“诚信”之意。前者的意思是说先君文王和武王政务公平，赏罚分明，致力于推行中正和诚信之道。后者的意思是说，苗民相互欺诈，社会混乱，失去诚信。 除了用“信”字表达“诚信”思想之外，《尚书》还使用“允”来表达“诚信”的意思。如《尚书》描写帝尧时，说他“允攻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1]其中“允”字，乃是“诚信”的意思。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就有关于“允”字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允，信也。从儿，吕声。”罗振玉说：“卜辞‘允’象人回顾之形，殆言行相顾之意。”李圃说：“甲骨文‘允’，……象人诚敬之形。赵诚说：“允，……象人鞠躬低头，双手向后下垂，以表示恭敬、诚信的样子。[2](P39-40)象这种用“允”字表达“诚信”意思的句子，在《尚书》中达十多处。此外，《尚书》还使用“孚”、“忱”、“湛”、“直”等词语来表达“诚信”之意。用如此多的词语来反复表达“诚信”思想，这在其他典籍中是不多见的。 二 概括起来，《尚书》中的“诚信”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讲诚信，是先哲贤人具备和追求的一种品质与美德。这是《尚书》中的“诚信”思想所贯穿的第一条主线。《尚书》在描写三代以前的原始社会风貌时，用赞美的语调歌颂了尧舜禹讲“诚信”的美德。作为原始部落的一位首领，尧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恪守诚信。他“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尧帝时代也正是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国家已经出现了萌芽，他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是坚持“诚信”原则，“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尧典》）[1]舜也是如此，舜在继承尧作了首领之后，不仅本人恭敬诚信，“以孝”（《尧典》）[1]而且他考察百官，“明诚以功”，要求他们生产依时，安抚远近臣民与百姓，并希望他们“悼德允元”（《舜典》）[1]崇尚厚德，信任善类。舜在派遣皋陶去蛮夷做官时，一再叮嘱他“惟明克允”（《舜典》）[1]明察案情，处理事情诚信公正。舜在命龙为纳言官时，希望他如实传达下面的意见，诚实守信，“惟允”（《舜典》）[1]。在尧舜的直接垂范下，大臣们无不以讲诚信为荣。皋陶不仅明确要求自己“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1]即诚实地履行先王美德，做到决策英明，群臣和谐。他还提出用“九德”来作为检验人的行为标准。所谓“九德”，就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谟》）[1]即宽宏而坚实，柔顺而卓立，谨慎而恭敬，多才而认真，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和，简易而方正，刚正而充实，坚强而又合宜。皋陶说：“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1]发扬并保持这些美德，就会办事顺利。由于百官大臣纷纷效仿尧舜，“惟几惟康”，呈现出“庶尹允谐”，（《皋陶谟》）[1]即百官大臣相互信任和谐的局面。社会也呈现出一片和乐景象，“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1]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