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德性主义

——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凯麟,(1938-),男,湖南长沙市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长沙 410081); 陈科华,(1963-),男湖南益阳市人,哲学博士,株洲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株洲 412008)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周代的“敬德保民”思想中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一、“无逸”的劳动伦理观和“孝养父母”的生产观;二、反对“独专于利”,主张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三、在生活方式上,主张“恭俭惟德”的消费观。这些思想具有德性主义的性质。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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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德性主义的特征,而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始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但孔子的这种思想也有所本。实际上,从西周建立以来,就已存在着这样的思想萌芽。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作为“周革殷命”所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其实质就在于标举一种德治主义政治伦理学。而这一学说的主要内涵在于:通过“德政”来“惠民”,通过“惠民”采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政治目的。当然,“德政”作为一种人治形式之所以可能,关键又总是以统治者主体的道德修养或德性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代思想家已有了十分自觉的意识,如《尚书·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即“圣人”与“狂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转化的关键在于“正念”与否。再如《尚书·召诰》说:“节性,惟日其迈。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即统治者要节制自己的性情,天天勉励自己向上;与此同时,统治者也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周易·益》则提出了“有孚中行”的命题,明确地肯定了主体内在的德性与外在德行之间的一致关系。除了这些概括性的论述外,周代的思想家还从许多方面具体论述了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的方式、方法。正是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周代的经济伦理思想已具有了德性主义的基本蕴含。

      一、“无逸”与“孝养父母”的生产劳动观

      在总结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周初的统治者认为,不了解农业生产,不知道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耻于劳动,耽于逸乐,这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尚书·无逸》中,周公首先提出:“呜呼!君子所其无逸。”此处之“君子”,是指统治者而言;“所其无逸”,即居官一定不能贪图安逸。这就是说,在周公看来,“无逸”是为政者的政治道德品质之一。何谓“无逸”?周公认为:“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简言之,就是指懂得生产劳动的艰辛,且只有这样,为政者方能明白老百姓的疾苦,从而政令的制定才会符合百姓的需求,从而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获得天命的惠顾,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反之,即“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必定导致政治的腐败,国家的灭亡。可见,周公是从“保民”与“保国”的内在关系角度对“无逸”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品质的意义赋予了极高的社会政治价值评价的。所以,“无逸”论实际上乃是周公“敬德保民”论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的一种延伸。

      周公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有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些人对稼穑的艰难往往视若无睹,就如“小人”,尽管他的父母勤劳稼穑,而他却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最终导致败家丧国的境地。周公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乃在于“昔之人无闻知”,是缺乏对“小人”的伦理道德教育与培养所致。而所谓“闻知”,字面之义乃间接知识之谓。而周公在这里所指“闻知”,其内涵主要是一种历史知识。具体说来就是指“殷鉴”。周公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其实殷代的统治者也不乏知“无逸”之道者。如殷王中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如殷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即曾有过长期劳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体验;再如祖甲,“旧为小人”,即位之后,“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是故中宗、高宗和祖甲等三君分别享国七十五年、五十九年和三十三年之久。但祖甲之后,殷代国王由于生而富贵,不知稼穑之艰难,好逸恶劳,“惟耽乐之从”,所以其享国之久皆很短,“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尤其是商纣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尚书·酒诰》),最终导致丧国。所以,一部殷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一部从“无逸”到“有逸”的历史,从而也是一部从兴国到亡国的历史。周公在追述先祖的功绩时,也特别突出了他们那种“无逸”和勤劳的道德品质。如文王,曾“卑服”,即从事卑微之事,“即康功田功”,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生产,其勤勉程度达到了“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的地步,当然更别说有游玩打猎之类的事。正因为文王的勤勉,所以他才能够中年“受命”,享国五十年。周公将文王与殷代的中宗、高宗和祖甲并称为“四哲”。

      在历史论述的基础上,周公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劳动伦理规范:“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根据史载,在周公的教导下,周成王经常亲自耕作,与庶民一起共同参加劳动生产,“噫嘻成王,即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周颂·噫嘻》)并且确立了“籍礼”之制。是制规定:天子与诸侯在每年的立春前九日,都要斋戒沐浴,亲执耒耜,耕于“籍田”。周公所提出的这种劳动伦理思想及成王的这种亲耕作风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以及劳动伦理产生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孔子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伦理政治信念,构成为“以农立国”的政治传统导向的伦理基础,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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