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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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无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P13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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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于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礼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P14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P124)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