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要走和平发展之路必须强化伦理淡化政治 社会的发展无疑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然而要使发展有序而稳定，法律和道德必不可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要依靠宗教。当今世界，宗教政治化的倾向日趋严重，在国际和地区的矛盾冲突之中，宗教的因素十分突出。宗教的价值趋向究竟何在？它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应当是什么？这类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依笔者之见，宗教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方面：艺术的和伦理道德的，即宗教艺术和宗教伦理。有些宗教徒对此不理解或反感，认为这是在淡化削弱宗教；有些教徒更可能愤怒、憎恨，认为这是在毁灭宗教。其实这是误解。这里暂且撇开宗教艺术，单就宗教伦理作简要论述。 宗教伦理化，针对的是宗教政治化，即政教合一，宗教介入、卷入、陷入政治军事斗争和冲突之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政教合一的危险和危害，宗教自由和政教分开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根本原则，这是从几千年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之中总结出来的。宗教原本是要人们超脱、超俗，即超越尘世的纷争，然而实际情况往往相反。因为宗教既有一套信仰的理论体系，又有一套制度和组织、机构，表现为一个社团。而宗教一旦形成为有组织的团体就很容易染上政治色彩，随着组织的发展、力量的壮大，它的政治能量和影响也会同步上升，尤其是凭借其共同的信仰，它往往具有其他社团所没有的特殊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于是，宗教一经成熟，它或者本身同时就是一个政治组织，或者被某个政治组织、团体、政党所利用，它或者与世俗政权和谐融合，或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或与世俗政权既一致又矛盾。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这样的历史经历。如何对待宗教是当今世界各国世俗政权所面临的重大而突出的问题。主张宗教走伦理化道路并不是要淡化削弱宗教，面是要淡化削弱宗教的政治性，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之路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宗教和伦理道德均植根于人性，故又须从人性理论说起。 二 宗教和伦理道德均植根于人性 西方传统的人性观是将人性等同于理性，即视理性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故有人是理性的动物之说。从古希腊到黑格尔，西方学术界基本上都持理性主义的人性观。黑格尔之后思想家们又强调情感、意志、欲望、信仰等非理性的重要性，人性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家们看到了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理性和非理性当然都是人性之不可缺少的成分，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正源自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没有或离开后者，理性和非理性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物。的确，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标志是由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塑造、铸就的，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是人性之源，人性之所在，人性的第一要义，理性和非理性则是由此而派生的人性的第二层意义。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源自人性实即源自人的生存实践。 康德在对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梳理分析时，看到了理性的思（认识）的一面，更看到了理性的行（实践）的一面，不仅把传统本体论、认识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认识领域转向实践领域，而且把道德和宗教归之于实践领域。康德高度重视人，把人的理性置于首位，使之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他强调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当作工具或手段，他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既是道德的立法者，又要服从道德律行事，这是“善”，是“德”，即德性，如果人人都这样，那就形成了一个目的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他又认为，人也是感性的存在，人要追求尘世的幸福快乐以满足自然欲求，这也是人的本性。实践理性追求德性与幸福、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至善”，是人性的完善，但在现实世界上这是难以达到的。正是为了实现至善，康德提出了“实践理性的假定”：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意志自由是道德的前提、基石；灵魂不朽使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使趋向道德圆满的无止境的进步得以可能；上帝存在则使道德律与自然律、自由与必然、道德与幸福结合起来，保证至善的实现。这样，康德就把道德引向了宗教，或者说宗教成了道德的归宿。康德的宗教是以理性的实践功能为根据的纯信仰，是理性化、道德化的宗教。 康德的道德观、宗教观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总是有目的有意向的活动，人生在世既要追求现实的幸福快乐，又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实现理想的至善。但有限的人生难以达致两者的统一，人生处境的复杂多变和艰险常使理想和现实背道而驰，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道德与幸福的分离并不罕见。但人又并不甘心这两者的分离，人有企盼和向往实现道德和幸福的统一。宗教的产生形成正源自于人的这种生存需求，即人性的需求。世上发展成熟的各大宗教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既引导人类追求理想，又教导人类现世务实。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正是各大宗教的伦理道德的重要内涵。这些宗教的巨大能量正来自于神性与人性的合一。 三 科学的辉煌并未消解宗教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科学看作消解宗教的武器，把理性与信仰、人性与神性看作非此即彼的对立物。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其原因在于简单地把宗教看作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低下的产物，甚至看作就是愚昧无知和迷信。其实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18世纪所认为的高水平的科学成果，在今天看来就已经不是高水平了。如今科学已达到了以往人们所无法想像的水平，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然而仍有无数的未知领域有待我们去开拓。因此，我们无法划出一条认识的水平线来作为宗教产生与否的分界线。事实上，许多认识水平高于常人的科学家依然是虔诚的宗教徒。科学的确可以消解愚昧无知和迷信，但消解不了宗教。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它不可能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的需求，不能解决人类对幸福与道德统一的追求。在当今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宗教依然是人们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把宗教的存在看作西方社会的弊端、精神危机甚至是腐朽没落的标志，这是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对宗教缺乏正确的理解。事实上，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并不是要去摧毁基督教这个精神支柱，而是使它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中国社会而言同样也不是要去消灭现有的合法宗教，而是引导它们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都不是去强化它的政治性，而是发挥它的伦理道德功能，这种功能是科学所不能取代的。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十分丰富的，科学、理性不可能包揽一切。理性和信仰都是人性的组成成分，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要素，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两大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