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界定,但彼此间又有联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从世界性宗教看,似乎更为明显。在近现代史上,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怎样看待宗教的道德功能,成为人们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宗教既有劝善惩恶、维护社会道德和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某种积极作用,又有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消极作用,人们便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和道德功能问题,从而得出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
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束缚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当时圣经和教会是最高权威,整个社会是宗教的统治。对此,恩格斯曾讲:“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1]近代美国哲学史家梯利也讲:“在中世纪,权威、恭顺和服从这些字眼是生活词汇中的重要名词。在政治、宗教、道德、教育、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即在每一种人类活动的领域里,有组织的教会都有极大的影响。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统治的代理人和天启真理的泉源,变成教育的监护人、道德的检察官、文化和精神事务的最好法庭。”[2]在中世纪,宗教成为人类知识、真理和道德的最高裁判者,哲学充当神学的婢女,人屈从于神和命运,为封建等级制度所统治。这也就是梯利所讲的中世纪精神:“权威和传统高于舆论和个人的良知,信仰高于理性,团体高于个人,等级高于人类。”[3]宗教作为中世纪封建主义统治的精神支柱,严重阻碍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对宗教和宗教道德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世俗封建统治的批判,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早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即对宗教道德进行了尖锐的讥讽、揭露和批判。如意大利文学家卜伽丘在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一部百篇故事集)中揭露了宗教道德的虚伪性和教士的卑鄙与残暴。他在故事中讲:那些僧侣假借神圣的名义,谴责人们心中的淫念,就为了把这班罪徒从女人身边吓跑,那些娘儿们好归他自己受用。在一个叫做“愚夫修行”的故事中讲:丈夫听信了一位教士的指点,彻底苦修,该教士就趁机勾引他的妻子,那个精神上中毒太深的愚夫,一心要修成正果进入天堂,却不知道,他这种愚行正好引狼入室,把坏人送进了天堂。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更为激烈地批判宗教和宗教道德。爱尔维修对所谓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说法给予了批驳。他说:“有一些甚为虔诚而不甚开明的人,曾以为各国的美德、人道与风俗淳美是依靠其宗教的纯洁的。以宣传这种看法取利的人,曾经发表过这种意见而自己并不相信。一般普通人则相信它而并不加以检验。”[4]他认为硬把宗教与道德拉扯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宗教甚至是不道德的根源,它通过狂热分子制造事端,贻害无穷。他讲宗教史告诉我们:“宗教在任何地方都点起了不宽容的火把,搞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城市焚烧,帝国残破;而它们从来不曾使人们更好。人们的善良乃是法律的产物。”[5]霍尔巴赫也讲:“宗教本质上是敌视人的快乐和幸福生活的。”[6]他指出,宗教抑制理性、否绝理性,“上帝要想拯救谁或使之有利于教会,就仁慈地剥夺他的理性。打倒理性!这是宗教的基础”[7]。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他指出人们成就善行无须乎宗教。他说:“如果在道德世界里也像在物理的世界里一样,一个原因,它的活动丝毫不被扰乱,就必然紧跟着产生它的结果,那么,一个建立在真理之上的有理性的教育、一些贤明的法律、一些在幼年时受到启发的高贵的原则、一些有德行的人的榜样、功绩和善行得到尊敬和奖赏、恶与罪则遭受羞耻、轻蔑和惩罚——所有这些,便都是必然影响人们的意志,决定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去显示德行的原因。”[8]而“宗教远不能给道德学以一种确实、自然而已知的基础,而只是给了它一个摇摆不定的、理想的、不可能认识的根源”[9],因此,它是不可能使人成为善良之人的。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无益于道德而且有害于道德。“宗教(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控制了道德以后,就完全歪曲了它的基本原则;它使人们违反社会义务;它驱使人们毫无人性地对待所有持不同思想的人。”[10]他甚至讲:“宗教败坏了道德,并且它的种种赎罪的方法还彻底毁灭了道德。”[11]“宗教,在事实上,是把天堂许给坏人的;……当宗教使罪恶合法化时,它便使坏人的情欲更加尖锐起来……宗教的教士们还给那些人类中最坏的人提供一些方法,如何去转移在他们头顶上的霹雳而达到永恒的幸福。”[12]霍尔巴赫从政治上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看来,虚构出宗教的惟一目的只在于奴役人民处于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只要民众感到自己在地上的生活不幸了,人们就会用神圣的愤怒相威胁,强迫他们沉默;人们就会叫他们向上天祷告,其目的在于使他们不注意自己痛苦的真实原因,更不要让他们想起用大自然赋予民众的那些手段同这些原因进行斗争”[13]。这里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和专制制度对宗教的利用。他驳斥认为不信宗教的无神论者不讲道德的说法,指出“一个没有一切宗教、被公正的法律所统治、被良好的教育所陶融、由于奖赏而引人问善、由于公正的惩罚而使人避恶、从迷信、谎言和幻影中解放出来的无神论者的社会,和那些一切都协力在麻醉精神和败坏人的宗教社会比较起来,将会无限地更为高尚和更为有德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