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儒家创始人孔子“泛爱众而亲仁”[1]（《学而》）的仁爱伦理思想，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命题：“仁民而爱物”[2]（《尽心上》），这一命题受到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思想家阿·施韦兹(Alberrt Schweitzer)的高度重视，他说：“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3](P72)那么，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从牛山森林被毁看孟子的生态伦理意识 孟子有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如果有，他的生态伦理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孟子》记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2]（《告子上》）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只因为距大都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无奈又成了牧场，于是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显然，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件。孟子为了论证他的人性本善的性善论，举了这个当时普遍为人所知的森林被毁例子。孟子生在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诸侯彼此征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统治者横征暴敛，以至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不可避免地在“郊于大国”的地方，出现生态破坏的景象。孟子作为一个提倡性善论的儒学思想家，目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社会危机和诸如牛山森林被毁事件，肯定会有所反思，尽管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掩盖了生态破坏、土地荒芜等这些并不属于思想家重点思考的事情。孟子反思的结果是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认为民不聊生、土地荒芜、生态破坏等因素是孟子生态伦理意识产生的社会因素即外因。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内因。孟子认为人性本质上是善的，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正是“爱物”生态伦理意识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孟子举了一个齐宣王因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见牛不杀而易羊的故事。对此事孟子作了这样的评论：“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2]（《梁惠王上》） 从人的本性是善，所以有仁爱之心，推断“仁民而爱物”即有仁爱之心的民众才会去爱护万物，这是孟子的生态伦理定律。《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提倡性善论，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为其道德先验论服务的。孟子为了他的道德先验论是不得不主张性善论的，这样一来，他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就自然以性善论为基础了。 孟子的性善论与爱护天地万物之情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孟子继承了《周易》继善成性的思想。我们知道，《周易》的主旨在乾卦，而乾卦的主旨在善。《周易·韩卦》卦辞：“元亨利贞。”[4]《周易·文言》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的本质是善，其具体表现是能覆载万物，生成万物一片仁慈之心，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4]（《周易·系辞》）。推之人事，人本性就有了与天地一致为善的“性善论”。既然天地的本性为善，那么人的本性亦为善，这正是孟子性善论推导出“仁民而爱物”思想的逻辑所在。 通过孟子生态伦理思想与其性善论的紧密联系，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讲“文王之治”“泽梁无禁”，反对齐宣王在齐国首都郊外的一个狩猎场实施“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的禁令了[2]（《梁惠王下》）。这里，孟子除了有主张齐宣王要与民同乐的积极思想外，实际上也反映了孟子性善论在生态伦理思想方面的消极影响（孟子明知周文王有禁止“泽梁”、保护生态的《伐崇令》，但因主张人性本善、不必行禁，故不提倡实施《伐崇令》之类的严惩政策）。 二、“仁民而爱物”的生态爱护思想 孟子提出的“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命题，出于如下文字中：“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尽心上》）就是说，君子对于禽兽草木万物，爱护它，却不用仁德来对待它；对于民众，用仁德来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这里孟子严格区分了“爱”、“仁”、“亲”三种美德，即对万物讲“爱”，对民众讲“仁”、对亲人讲“亲”，体现了孟子仁爱有差等的思想，这既是对孔子开创的“爱众而亲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墨家“爱无差等”主张的批驳。“仁民而爱物”这个命题正是对儒家之爱的进一步解释。“爱”、“仁”、“亲”三者皆是一种爱心，但爱及的对象是不同的，是有差等的。 “仁民而爱物”命题还揭示了“功至于百姓”（仁民）要与“恩足以及禽兽”（爱物）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言下之意，孟子是主张推恩爱物必须与仁爱百姓相统一的。他还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2]（《梁惠王上》）意即实施“仁民”和“爱物”这两种“推恩”美德，足以安定天下，不实施则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儿女。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大大地超越了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善于推行其好的行为罢了。为了更好地做到“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梁惠王上》），描绘出一幅天下老少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这种人间“仁民”的盛景再加之以推恩万物的“爱物”盛景，就构成了孟子理想的生态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