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叙述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伦理学是否存在？正是一些基本伦理现象的存在决定了伦理学的存在性，进而决定了伦理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伦理学的实践品格又决定了伦理学是研究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的学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应当”或“如是做”？对前者的追问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行为是“道德的”，对后者的追问则是为行为是“道德的”提供一种根据，此即道德基础问题。伦理研究的重心由前者转换为后者，将道德基础奠基于价值，并实质地探究价值的样式、结构、秩序等，显明传统伦理学已转向价值伦理学。这种转变是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展开的，是由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舍勒、N·哈特曼等人完成的。 一、道德基础问题的提出 一般，伦理学史上的伦理研究都或隐或显地发端于一个前提性命题：伦理学是什么？即，伦理学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大多数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而叔本华主张伦理学是一门非实践哲学，在他看来，所有哲学都是理论的，它应放弃成为指导行动和改造性格的实践哲学的陈腐要求，[1](P27)“伦理学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动力因素，像所有的哲学一样，它仅能以沉思的方式被关注、分析和理解，它是纯理论”[2](P57)。N·哈特曼对这两种观点做了某种综合，认为伦理学本质上不是规范的，但又具有规范的功能。针对叔本华的观点，N·哈特曼诘难道：“伦理学作为学说，怎么完全是非实践的，因为它是原则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又是意志力判断的预先假定？因为，尽管道德行为的确不‘是’知识，但它预先假定知识”[2](P58)。同时，N·哈特曼对伦理学的实践性作了某种限定，“伦理学是规范的，仅是就它使意识原则复苏而言的，它对人类现实、意向、价值的影响，首先通过将后者提升到理性的意识而得到传递”[2](p63)。伦理学本质上不是规范的，说明伦理原则不是由人创造和消灭的，而是绝对的；它作为“道德意识的助产术”又是规范的，既说明其对现实的规范功能是间接的，又说明哲学伦理学还是大有作为的。 我们认为，伦理学的确首先是“实践的”。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对于伦理学是一个前提性命题，但还不是一个不具回溯力的前提性命题，而是需要回溯到存在并从存在出发去说明的命题。任何原初的伦理叙述与哲学叙述一样，只有从存在出发，才能确保理论的严密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伦理叙述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伦理学是否存在。这可以由三类伦理现象的存在来阐明。首先，从语词现象看，“伦理”一词在欧洲荷马时代表示驻地或公共场所，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e)这个名称”[3](P27)。“学”一词源自希腊文，本义为“看”。如此，伦理学意即看伦理、看习惯。这说明伦理学方法贵在看，伦理研究者必须在场并浸泡在伦理实践中。其次，从生活现象看，确实存在显示人之行为习惯的生活现象，即存在伦理生活现象，存在道德人的现象。道德基础即扎根于此。只有基于这种现象，才能真正构筑起伦理学的根底。此外，从理论现象看，千百年来众多伦理学家的理论体系本身构成一类特殊的伦理现象。这类现象的存在显示伦理学的存在。伦理学家的创作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的生活”。换言之，这类现象本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现象。以上三类现象的存在不仅说明伦理学是存在的，而且说明伦理学在品格上是实践的。 既然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那么，实践伦理学又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探讨的必然是实践，是应该怎样去行动”。探讨的结果是，人应合乎德性去行动，“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因为“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实现活动”，“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3](PP.14～15、29、36)。他是把“应当做什么”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又用幸福论来解释为什么要“应当”如此。康德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能够期望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人是什么视为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对“应当做什么”的回答是：“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4]。包尔生认为伦理学有两个职能：一是确定人生的目的或至善，即善论，二是指出实现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即德性论和义务论。[1](P10)这里，前者为后者提供根据，善是用以解释应当的。格沃斯总结性地写道，伦理学分为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前者有认识主义和非认识主义之分，后者分为义务论的、目的论的、价值论的伦理学。[5](P27)这里，义务、目的、价值显然是用以解释应当的。一般，“应当”论显示伦理学的实践品格，研究的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即“应当”问题；义务论、德性论、目的论、价值论、善论主要显示伦理学的纯理论品格，研究的是“为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即“应当之为应当”的问题。前者显明人们“做什么”才是“道德的”，后者显明“如是做”的根据，显明“德行之所以然”（叔本华语），这就是道德基础问题。表层看，元伦理学是非规范的，其实它分析的是“应当之为应当”的问题，而把“应当”问题视为前提，存而不论。因此，一切伦理体系都或隐或显地包含这两个问题。 从上文概述也可看出，伦理学家一般均把“我们应当做什么”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并实际地研究了“应当之为应当”的问题。分歧在于，是否把道德基础问题也视作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摩尔认为伦理学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不肯发现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就试图作答”。称其《伦理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哪类事物应该为其自身而实存？”；二是“我们应该采取哪种行为？”。[6]前者显然是对道德基础问题的追问，事实上摩尔将其归为善或价值的问题；后者通俗地讲，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叔本华首次明确地将道德基础问题作为与“我们应当做什么”即意志自由问题相并列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7]这就把道德基础问题也拔高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并开启后来者：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两个，而不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