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公司的道德责任仍然是社会与职业伦理学讨论最广泛的问题之一。正如多数哲学难题一样，两个派别的辩论勾画出这一问题的轮廓。一方面，有许多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企业对社会不承担道德责任，因为公司的主要利益跟股东一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这一被人熟知为古典观点的主要支持者。这一观点的主要信条可以从下面的推论得到公式化的表述： A)企业的决策是由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管理者制定的。 B)股东的主要利益是从所制造的产品获取利润。 C)有关使用公司的利润为社会事业服务的决策超出了企业的角色和股东的利益。 D)所以，公司的责任仅仅是利润最大化。 另一方面，有许多哲学家反对企业只有这种原始责任的观点。反对派的主张是“经济机构确实对社会负有比使利润最大化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领域常常被“一般公司责任”的呼吁所覆没。支持公司对社会负有更多责任的主张有好几种理论模型，代理机构模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理论提出了公司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可以引申出慈善人格理论。虽然迈(Larry May)的观点是作为对弗伦琴(Peter French)观点的批评意见提出的，但它也存在接受一个类似弗伦琴的、狭隘的公司道德生活观的漏洞。 弗伦琴代理理论的出发点是要证明公司负有责任的合理性。这一点是通过运用图表阐述公司内部决策结构是人的理性的创设，并以此将公司塑造成思虑成熟的人完成的。迈不同意弗伦琴关于公司集体有本体论地位的提法，认为公司做出的各种理性决策是通过人完成的；所以从代理角度看集体行动是公司是否讲道德的动因。 我在这篇文章里要做的是：(1)通过重构这两派的论点来讨论这些观点是否能成功地捍卫“公司负有道德责任”的断言；(2)考察公司决策结构的必然性并在概念上判断公司是否可能有道德意识。 公司是否能承担社会责任呢？在从这两种模型的任何一种出发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考虑责任问题所由产生的推定性的社会合同问题，这个问题是“公司是否能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变相说法。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合同是隐含的，即它的特征是隐含性。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两个意在相互满足的人之间存在的已经被人接受的行为模式；就企业而言，有可能在追求与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同时希望为公众利益服务。“企业在彼此竞争着这样做时，以顾客需要的产品与劳务的形式给社会创造了利益，顾客则通过在企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上就业而挣取满足他们欲望的货币购买力。”[1]这种公司与公众之间的一致性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强化。随着公司利润的增长，公众的利益总的来说得到了提高。按照梅尔维·安申(Melvin Anshen)的观点，关于这种进步的指标没有达成明确一致的意见，而企业强调的主要指数是经济增长。结果，那些关于社会性的、由环境污染者造成的生活质量状况降低的各种问题，按照实际成本效应进行估价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在要求企业为环境保护支出费用时，企业能实现利润吗？或者一个公司能否保持在一个满足高薪水要求的状态呢？这里存在违反合同的问题。经济增长指数变成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而其他各种价值观在社会中慢慢地黯淡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各个地方都在使用技术设备，人们对经过加工处理的化学产品与生化药物的需求不断增长，人类无止境地搜寻各种替代能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满足这些需求而导致的工业副效应始终构成对我们环境的威胁。同时，产品成本不断增加而没有相应的质量提高，企业没能建立公正的就业惯例是对社会更明显的危害。这些问题伤害、玷污了人们对公司的信任感。人们不相信公司有关心公众利益的眼光。 为了缓和公众与企业的这种离异分裂的情势，安申和其他人诉诸社会合同的修改。这将是利用每一方的专业知识而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就企业来说，首先要作的事情是确定为避免各种社会危害（包括企业员工暴露给污染物的健康危险）而引致的成本估算，以及如何运用会计术语衡量花费在这些方面的成本。企业和社会通过协同努力，给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支持而获益。企业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扩展他们的生产能力，培训和雇佣少数弱势群体。这一点能改善现存的各种有损城市景观与风气的状况。第三项要做的事情是成立混合的公私合营公司以代替公众签约方，这样的公司雇佣的员工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等几方订约人，从而双方共同关注的特定需要是一目了然的。 由于这样的合同给公司拥有各种权利与承担各种义务确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它就暗含着企业的道德角色只可能是利润最大化的延伸这样的假设。要使公司的这两种角色彼此相容匹配，就要具备公司采纳道德观念的条件。这两种关于公司代理机构的论证都是一种尝试，试图把公司看作是有道德的公民，以此证明公司的这种延伸角色有其合理性。 弗伦琴是其中一种代理理论的先驱，他论证了公司负有社会责任的合理性。他的理由是：公司决策结构的设计方式就给任何既定的行动提供了行动的方式，并代表了这种方式、为这种方式寻找理性的根据。公司职能部门的安排勾画出了公司决策结构的轮廓，不管这些部门在机能上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行动注定是要和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的决策结构“准许各种事件的限制性转换，这些事件的转换在另一种视域下可以看成是通过显露这些事件的公司特征而把生物学的人（那些在组织机构图表上占据着各种职位的人）的行动视为公司的行动。”[2]这样，按照弗伦琴的观点，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都可以描述成是为公司的理由而付出的行动。“是由与公司的信念孪生的公司愿望所引起的，换言之是和公司的目的有关的行动”[3] 公司的组织机构图是为各种指令所统制的规章制度的有条理排列，这些指令给有关部门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付之于实施的行动遵循的是由公司的决策路径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规章制度。既然公司的各种理性使得公司的各种行为成为必要的，那么就不难推论并赋予公司人的形而上地位，也就是说将公司塑造成讲道德的代理人和命定要承担道德责任的人。这一点给那些谋事于公司职能部门的人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给予了心理上的空间，而无须考虑他们是否与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虽然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信念可以与公司的目标发生分歧，但公司的理性始终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弗伦琴可能的推论是，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作为代理人发挥职能的，应该被认定为是有道德责任的，因为公司的各种理性有其自身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