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人性假设的文化背景探源 中西方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的演进有着各自不同的轨迹，说到底是根植于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对这种文化背景的探析，不仅可以认识和理解不同人性假设的来源，更可进一步领会它们的发展脉络。 人性假设作为人类文化参天大树上的一片小叶，始终是依附于其主干。中国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假设就以中国文化为基石。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代表。儒学是“人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人本主义哲学。它以人为立论的中心，从人的本性开始，到人的理性的确立，再到人的才能的培养；能够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论述人在社会整体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人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从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中，发现了“人”，解放了“人”，提出了“人学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首创了儒式人本主义“仁学”。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君权神授”观念，天命神学居于统治地位，并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是没有独立思考和自主意识的。到周代，有智者逐渐认识到“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1]（《周书》），在“人”的问题上有了一定觉醒，产生了一些关于“人”的理念。而及至孔子，将“人”这个变量介入人类历史，用“人”的理念从“人”出发去重新认识、处理、整合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其后的孟轲、荀况等人，广泛吸收诸子百家之精华。他们的思想从学术本质上讲，是中国古代人性觉醒在思想理论上的真实反映[2]。 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从发现人，创立人学，到全面系统的阐述人本主义管理思想，既是人类解放史、思想发展史上一大创举，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一场管理思想革命。 在西方文明中，天命神学的统治地位长期不动摇，宗教神学与世俗政权密切结合，将“人”放逐到认识之外。史前时期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被森严的等级关系所取代，古希腊、古罗马的管理制度，将绝大多数人不当人，将其放逐出入的范畴之外，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中世纪的欧洲，更长期将人屈从于神，遏制人性，贬损人格，扼杀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首创精神。这种状况持续到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在晚于孔子“人学”一千多年之后，才发现了人，才开始重视并系统的研究“人”的问题。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西方文化发生了本质上的飞跃，西方管理思想更多关注“人”，可以说在其理论与实践中，人本化已成为主要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既存在着差异，也有一致之处。其主要区别有：首先，在社会本位上，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而儒学文化以群体为本。其次在道德心理上，西方文化主要表现为“罪感取向”，而儒学文化则主要表现为“耻感取向”。 其相同之处在于：首先，二者均倡导教育优先。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精神到古代东方的儒家思想，均可以看到教育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二者均倡导积极有为的奋发进取精神。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 再次，二者均倡导人道主义思想。尽管比中国儒家发现“人”晚得多，但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反神权，要求“尊重人”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为代表的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毕竟标志着一种进步。这与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的儒家人道主义思想并无根本差别。 以上大致论述了中西方文化背景，给出了人性假设文化渊源的异同。也正因为如此，中西人性假设才有可比性，才都既有合理内核，又有不合理的糟粕。 二、中西人性假设比较 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主要是人。一切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管理。人性假设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在实践中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管理观念和管理行为。可以说人性假设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因此，对人性假设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就显得比较重要。我国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认识判定主要集中在古代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一些主张中，呈现出不同与特色：而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也可划分为几种类型。两者之间有近似的划分，但也有较大不同。西方人性假设类型划分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沙因在1965年版的《组织心理学》一书中所做出的“四分法”划分。由于这种划分较为合理，本文就以此为主干，进行对比分析。 1.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 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西方传统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之上的。该假设也即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1960年出版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所总结的“X理论”。这种假设从重视物质欲望的享乐主义出发，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理性的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报酬，“经济人……打算做的一切是尽力扩大他们在未来将获得的利益”。“经济人”假设认为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天生懒惰且极端不老实，好逸恶劳，尽量逃避工作，是既“粗恶”且“恶劣”的。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有理性，会算计，但天生短视，重小利而无大志，宁愿被领导，而避免担负责任。经济动机是唯一激励诱因。因此，“经济人”假设得出结论：只有用金钱和其他物质利益才能激励职工干活；职工们本质上是被动的，组织应左右、驱使和控制他们为组织服务；感情是非理性的，易干扰理性决策，必须加以防范；组织能够且必须按照能中和并控制人们感情的方式设计，要控制人们那些无法预计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