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04年。该书的理论旨趣在于使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相联系，探讨新教伦理观念与驱使资本主义兴起原动力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一思路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也引起了诸多争议。对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重构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国家而言，把韦伯的思想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是必要的。 一、文本解读 《新教伦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韦伯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与其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它决定着该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他通过对近代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这种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倡导敬业乐群、节俭和禁欲等的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的西欧得以产生，并积极地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韦伯是以事实为起点展开他的思想的，他以社会学家敏锐的目光观察到了特殊的、典型的社会现象。 如，他指出，西方文明与中国、印度等文明在科学、史学、艺术、建筑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就使西方文化独具的理性主义特征。以科学为例，韦伯说，中国、印度等并不缺乏科学因素，也有过相当高的科学水准，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1]。就资本主义而言，东方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1](P10)。这是因为它“靠持续的、理性的、系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而且不断地再生利润”。在此，韦伯力图揭示、阐释西方近代文化的独有的精神气质或者内核——理性主义。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西方何以能形成独有的理性主义？再如，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存在着的个体，所以，他所指的另一种典型现象是关于社会个体的。第一章《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1](P230)韦伯又进一步突出清教徒，因为他认为出自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思想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础；清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神圣财富的肯定。清教比加尔文教更加激烈地反对纯粹追求物质和金钱的做法，可是清教却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清教徒而言，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欲望与节制禁欲的伦理奇妙地结合在社会个体身上，形成了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并在总体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因。那么，这种奇妙结合如何才成为可能？这是韦伯提出的又一个问题。 对此，韦伯说，仅仅看到表面现象是不够的，“只是想当然地说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1](P28)，必须深入探讨隐含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合理内核。他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剖析，试图找到逻辑理路的最后一环。他发现，追求财富的欲望和节制禁欲的伦理之所以能结合，原因在于作为新教核心教义的天职观念。韦伯阐述道，英语中的"calling"一词原指神的召唤，它“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1](P58)。贯穿于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思想是“救赎”，宗教改革前的教义把人们能否“得救”完全归于个人的信仰是否虔诚，而由加尔文所建立的新教最显著的特点是绝对预定论，认为人的一切皆由上帝决定，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人无法更改。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义，提出了天职观念。“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惟一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1](P59)但路德的天职观念是某种作为神明旨意而必须接受的东西，这使信徒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如果不采取某种方式转向和升华，可怕的孤独便会吞噬人们的命运和希望。天职观念使得教徒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来确定上帝的恩宠，把宿命论的教义从一种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转变为一种积极活跃而繁忙的世俗创造活动。如此一来，经济追求、物质欲望就获得了理论上的辩护，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这种我们今天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1](P38) 以天职观念作为桥梁，伦理道德和以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奇特的经济伦理。经济伦理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但是，经济伦理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开发”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禁欲主义观念的形成。新教伦理的妙处不仅在于居然在极端宿命的哲学中推出极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且在于全面系统地、理性化地控制自我，形成了新教颇具特色的世俗禁欲主义。新教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影响就在于它形成了“理性化”的观念，表现在严格地限制消费，自觉抑制邪恶的物欲和肉欲，反对非理性地使用和享有财产。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这种资本积累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禁欲主义本来只是限于教徒，教徒为实现救赎的信念，需要一生都过禁欲的组织化的生活，以求做到救赎的自我确证。但当它变成一种理性思维、理性生活方式之后，就开发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乎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