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对传统“黑”的改造与超越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建新(1979-),男,河南商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安徽 芜湖 241000)

原文出处: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传统的“德”大都是沾染着浓郁功利色彩的“政治道德”,孔子对这种“德”进行了超越与改造,使之成为一种“人格德行”。这种“德行”是通过一定修养途径所能达到的特定境界。求“德”主体在过程中能体味精神愉快。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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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是一个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观念,在其漫长的演进历程里,人们对之所包孕的深层涵义有着不尽相同的诠释,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德”字就已存在,今人徐中舒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徝”字应为“德”字的初文,这个字从彳从直[1]。金文中在这个字下加“心”,成为“德”字。而且,金文中也有无彳而从直从心的作“惪”。《说文解字》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广韵·德韵》亦云“德,德行,惪,古文。”。由此可见,“德”的原初含义与行、行为关联,从“心”后则多与人的意识、动机、心意有关。而早期较为具体、完整地论及作为观念性的“德”之记载,大致出现在《尚书》中,《尧典》称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使得尧欲让帝位与之,而“舜让与德,弗嗣。”,这表明,在氏族部落禅让制的文化体系中存在着侧重于由考察“德”进而建立政权统治合法性的传统。与之相类的是,《召诰》亦记召公奭语云“我不敢知曰,有殷享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认为商政权之所以早夭乃在于其统治者不敬修其德。诸如此类关涉“德”之论述在《尚书》中俯拾即是。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夏商之际,“德”已与具体的外界考评性因素与行为目的性意识纠缠起来,人们对其基本持此种理解:“德”既是上天籍以安排凡人命运的依据,“天命有德”(《皋陶谟》),又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惟德动天”(《大禹谟》),其本体具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

      正因在当时人们的心灵视野中,“德”与天命有着如此直接之关联,乃使得统治集团在自我意义上很大程度地认识到了“德”对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作用。在《尚书》和《诗经》雅、颂部分的文字里更是鲜明体现了这一点,如《多士》篇言“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召诰》中召公亦反复劝戒成王“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而《诗经·鲁颂》中亦云“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不有孝。”等语,所有这些,都昭示出当时官方的主流统治话语和宫廷宴乐中所表露的意绪皆所强调的政治主题就是明“德”、敬“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涉及的“德”,大多都是与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密切相连的,统治集团求“德”的目的在于期冀以“德政”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与实现政权的稳定性与长久性。故而,此种“德”就其核心意义而言可谓是“政治道德”。同时,由那些文献也可获知,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德”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可以招徕“天命”!明德、敬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求得上天赐予或延长自我的“天命”,这其间也流露出了沾附于“德”之上的强烈功利主义目的意识。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转移与传统文化习俗的流变,在孔子以前的思想家那里,“德”这一宽泛性的概念进一步被具体化、细致化并逐渐衍生出关涉个体乃或至于个性等方面的褒贬观念。它包含着体现鲜明时代色彩和传统历史文化积淀的诸如仁、义、忠、孝、信等多层次的复杂内容,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较多体露。《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语“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浮,信也”,将精、忠、礼、信合称为“四德”,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成对魏舒语中亦云“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施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衍,做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更是进一步将先前笼统之“德”具体解构为“九德”。这些认识虽将“德”进行了较为琐细的分化处理,并逐渐取消了“神”这一中间环节,使得“德”与沾染功利色彩的具体政治行为直接为因果,但在对其本质属性的把握上仍然未能透破先前的局限。何以言之?一则,先前的以“德”邀“天命”的思想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观念中。《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语“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可谓是先前“神佑德政”思想铸刻于此时主体深层精神观念里的显著印痕。此类话语还屡屡散见于《左传》《国语》的记载中,足见时人在观念形态领域仍未能有全然的超越。再则,这些思想家所大力提倡的具体之“德”,其在终极意义上全然期冀功利性之目的色彩依然十分昭著。前所言及的过与成等人之语即为此之明证。由是观之,迄于孔子以前的思想家们对“德”(不论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之强调和重视,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其所关涉之政治功利性价值而非“德”这一理性概念之本身,“德”处于一种被笼罩或被折射的状态。初步揭开传统的面纱,在根本意义上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德”之新本体观念及其价值形态的出现始于孔子。

      作为“中国文化之中心”[2]的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孔子对传统的“德”之理念内涵并非全然摈弃,乃是以一种超越与改造的方式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明新意,予古老的“德”以浸润时代精神的阐释,使之焕发出独特魅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演进及中国文化之延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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