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主义者说：没有了信仰，这个世界将是可怕的。在这里，信仰成为了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它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在向世人昭示我们未来的发展，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但信仰似乎总是戴着神秘的面纱，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成为了难以捕捉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信仰是一种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吗？ 一 信仰，从广义上说，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始终不移的信赖和执著不渝的追求。信仰，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是表示对人生某种目标的选择，指人们对于某种思想、学说、主张、宗教或个人的信服和仰慕，并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指导。在西方哲学中，信仰主要有两方面涵义：(1)信仰(belief)也可译为“信念”，在普遍意义上是指一种相信、信奉、不怀疑的心理状态；(2)信仰(faith)，有神论者的观点是在一种宗教意义上指当人超越问题领域达到神秘领域时产生的态度和行动。[1]信念，是指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念往往是具体的，可以表现为人对一时一事的现象持有某种观念和态度，也可以表现为对宇宙人生的一定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当它成为人的一定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时，信念就成为信仰。信仰是最高层次的信念，是信念的一种特殊的、强化的形式。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是人的全部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所以人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的偏差，则会造成人生道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的错误。[2] 追溯数千年的人类信仰史，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是人类信仰的主要形式，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一提信仰就首先想到是宗教信仰，甚至就认为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凭借神灵观念和神话幻想来倡导和维持一种生活价值，是对物质世界和人们现实生活的虚幻颠倒的反映。马克思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的同时，并未否认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合理性，并认为宗教信仰确实促进了信仰活动的发展，为新的信仰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正是这种宗教信仰形式，使信仰具有了一种超现实的虚幻特性，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成为了一种与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毫不相干的神秘主义的东西。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受到重视，人们对这种神秘主义宗教笼罩下的虚幻性越来越不满意了。在没有新的更先进更科学的信仰产生之前，关于信仰与知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的讨论就开始在宗教信仰的框架里展开了。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3]。它断言“感性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从而同唯心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就已产生，德尔图良（tertuallianus，约160-222年）公开反对理性，他的著名观点“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他，因为它是荒谬的”[4]，极度宣扬了宗教神性，视一切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为敌人。由于宗教信条不可能从逻辑上证明，也不可能在实践中检验，因此基督教神学家宣称“最高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信仰先于和高于知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汀（Augustinus,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是信仰主义的典型代表，中世纪前期的奥古斯汀主张绝对信仰，而后期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启示真理（信仰）”与“自然真理（理性）”是一致的，并将哲学的任务规定为从理性的角度认识信仰已经接受的东西。与此相反，与托马斯·阿奎那同期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RogerBacon,1214-1294年）则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明确地宣布探索和认识真理必须根据实验和观察的材料，而不能依据圣经和盲目的信仰，有力地回击了信仰主义者。但是，神学家也会利用科学所遇到的困难，宣扬存在不可逾越的“知识界限”，即信仰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信仰主义者得到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支持，“我不得不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让出一席之地”。他把灵魂不死、神、意志自由当作信仰的对象。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托马斯主义主张将知识和信仰相“结合”，极力宣扬在世界观问题上科学不应奢望得出最终的解决，只有宗教才能提供绝对知识。德国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在《哲学的信仰》一书中，论证了一种特殊的“哲学信仰”，企图将对科学的信仰和对神的信仰结合起来。 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开始思考：我们还需要上帝吗？我们还需要信仰吗？ 二 在崇尚理性和知识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文明中理性之光的高照是不是已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了呢？事实上，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从未停休：一方面，上帝“死亡”似乎已成事实；另一方面，上帝虽屡遭轰击，却依然挺立。宗教世俗化似乎势不可挡，而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运动却悄然兴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世俗化”一词最初具有法律意义，即把教会财产强制性地划归世俗国家政权，后来转意为文化和社会现代性的全面兴起。自此以后，“世俗化”总是与对立的评价相关联，即我们是否通过世俗权力或非法占有有效地遏制了教会的权威”[5]。“世俗化”的过程离不开理性的复苏。理性就是人试图借助于为其所秉具的思维能力来理解事物存在的根由，对理性来说，可理解的事物可以接受，不可理解的事物不可接受。理性确信，宗教关于终极问题的断言，只在未被理性之光照亮的未知领域才能予以维持。宗教复兴运动正是抓住了理性时代中难以解决的人类精神归属问题和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条件的局部恶化，悄然成为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思潮，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宗教复兴的典型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复古主义，它的文化意蕴乃是现代意识的泯灭，传统主义的泛起，它对西方现代意识的冲击感到深深的幻灭，进而产生一种内在的心理迷惘与失落，在这种冲突中，它不是诉诸于理性的反思，而是激起一种强劲的“回归传统”意识并转化为剧烈的社会行动。宗教世俗化与原教旨主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认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形式被理性的无论如何较优越的思想和生活形式所取代；另一种认为则是将现代思维方式和生活形式诋毁为非法窃取的财产。 科学的理性精神对扫除神学领域的重重迷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希望。然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表明：作为科学命脉的理性本身就是个问题。科学对物质实在的把握举步维艰，几乎毫无希望，不少科学家已经绝望并遁入玄思。这在宗教主义者或信仰主义者看来，“根据经典的和永恒的、在宗教和科学方面具有等价的信仰定义来看，信仰就是揭示看不见的事物。与此相反，知识可以定义为揭露看得见的事物。……现时代只承认看得见的事物领域，只接受强制的东西，而看不见的事物至多只被看作人的内在状态的象征。……理性的时代由于封闭在看得见事物的王国里面而否认信仰，并装模做样地表示不需要信仰”[6]。在西方社会，人们一方面尽情地享受着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丰裕充足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却在物欲横流、实用主义至上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不断地异化着自己。人就在工具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产生了错乱。现代西方国家中的暴力犯罪、酗酒、毒品泛滥、邪教盛行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人性的错乱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