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信仰一词并不陌生，但以定义的方式来说明信仰本体则决非易事。“信仰就是信仰，意趣鲜明但无法阐释。有它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信仰无法解释给纯然理性的心灵。”[1]著名哲学家亚伯拉罕·凯普伦也说：“要求一个术语具有明确的定义将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容忍模糊性的存在对于创造力的发挥是极为必要的。”[2]实际上，由于信仰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体现着人之为人的特征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信仰既是可证之信与不证之信的统一，也是已证之信与未证之信的统一；既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又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一 信仰是各种文明的柱石，也是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共产主义之“按需分配”，宗教中的“破执”、“永生”、“无我”等，都是对超越自身有限性的追求。信仰之超越以精神性超越为根本。正是精神性超越，才使得人们从信仰中获得惊人的力量。精神性超越中对理性主义的超越尤其展示了信仰的力量，正如罗斯所指出的，与信仰的胜利相比，“理性主义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它剪断了想象力的翅膀；限制了情感；曲解了社会的冲动；掠夺了宗教的全部奇迹；忽视了人类本性中热情奔放的一面”[3]。康德也在“批判理性”之后，得出必须“为信仰留出地盘”的结论。 信仰以主观性、神圣性、精神性、抽象性为特征，但无论何种信仰，其内在支撑只能是道德内核。道德是信仰的根，没有道德，信仰就只剩下物质外壳。“离开道德而言宗教，则宗教会变成邪魔外道。”[4]穆罕默德也说：“道德之于宗教，就如精神之于身体”，“我是被派来完成道德的”[5]。信仰凭借了道德的力量，因为信仰中的道德规劝不仅造就不同的信仰人格，而且引导着虔诚的信仰者走向精神的彼岸。此时，信仰的力量跨越了人力阈限，“真正的伟大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仰的养成，多是出于大智慧、大悲悯，出于真知灼见和理性的直观，这种信仰是建筑在深厚的爱人类与爱智慧的两大基石上”[4]。信仰之道德力量是普遍的，共产主义信仰中最令人神往的不一定是“按需分配”的财富，更可能是人们大公无私、互助友爱的道德情怀。佛教中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五戒”、“四摄”、“六度”，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仁慈”、“谦卑”、“忍辱”、“摩西十戒”，伊斯兰教中的行善、施舍、顺从、坚忍、守中、安分、宽恕等，都关涉道德规范。宗教中既有人神关系戒律，也有人人关系戒律，人人关系戒律以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当然，值得说明的是，宗教教规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应当汲取，糟粕必须剔除。 谈信仰必言及宗教。尽管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隶属部分，但在西方，宗教几乎是信仰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确已形成了西方人血脉相通的“人的精神自由”的宗教传统。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要科学理解和认识宗教并给宗教一个适当的位置决非易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的论述为我们认识宗教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指出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7]，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又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8]。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宗教的本质：“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9]由于宗教的复杂性，有关宗教本质的争议从未中断过，如果将复杂的宗教问题简单化是极其有害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0]在认清宗教唯心主义性质的前提下，我们要树立对宗教扬弃的心态。 二 古人云：“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没有信仰的人，终究要被有信仰的人驱逐到墙角里去的。”[11]就个人而言，生活具有偶然性，环境事态的变化会使人产生一种生命无常的心态，要使心理安定，必须有拴系心理的结实木桩。信仰就是人为制造的拴系心理的获得确定性的木桩。事实上，人所追求的确定性主要是价值和意义的确定性，因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意识到有意义的存在——精神健全的标志——依赖于对意义的直觉或肯定”[12]。“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把握人生而给予生活以解释和评价时，它才具有意义。信仰能够给予人生以最广大的意义，在解释与构筑人生方面，它比科学具有更大的作用。”[13]信仰为人生树立了价值目标，当人获得信仰时，人生就有了立命安“心”之所，信仰由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有信仰的人就成为“具有内在性的人”（克尔凯郭尔语），有内在性意味着生命的厚重与质感和心灵的成熟与沉稳。就社会而言，“社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约束在一起的东西是信仰而不是利益”[14]，譬如儒家文化之于传统中国，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地区，基督教之于中世纪的西欧。所以，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了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地萌芽状态。”[15]诗人歌德也说：“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美国学者胡克认为，在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信仰上的错误比其他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都要惨重。历史证实并预示着信仰的动摇往往引起整个精神生活的震颤；信仰的倾倒，往往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