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最初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全，所以社会保障又有“社会安全网”之称，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建与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扩大和完善的阶段，与当初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的宗旨比已有了较大的不同。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劳动者个体的经济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好转。以美国为例，1979年一个有高中文凭的30岁妇女，如果她在产品制造业部门工作，每年可挣得17200美元，最低的服务业周工资为230美元。[1](P140-141)。贫困家庭的生活也处在一个较高水平，1979年全美20%贫困家庭平均年实际收入5439美元。[1](P128)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人就业，生活就会相当富足。1983年，美国主要食品的人均消费总量为643.3千克（日本为503.3千克），平均1.5人有一台电视机，1.3人有一部电话机，1.4人有一辆汽车。而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在3%以下，有的行业还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状况。[1](P98)再从工人运动的情况看，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暂时地还处在安全状态。美国工人罢工次数1976年为5648次，参加者2420千人，到1981年为2568次，参加者减少为1081千人。法国工人罢工次数1976年为4384次，参加者2023千人，到1981年为2442次，参加者329千人，客观上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P121) 如果这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降低工人的保障水平，削减保障经费的支出应是合乎情理、符合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的。可事实正好相反，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人生活有所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水平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大幅度的增加。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福利支出1940年为88亿美元，人均68美元，1980年为4934亿美元，人均2145美元。[1](P123)1999年更是高达1.1万亿美元，人均4070美元。[2](P936)其增幅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这其中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一般意义看，或许有这样一些原因：经济上，这既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政治上，可能是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有很大政治力量的政党，他们或是执政，或是成为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的主张就是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资产阶级政党为笼络人心，拉拢选票也被迫抛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诱饵，在实际执行中为此也做了一些努力。有的专家在研究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时指出，“总工会(LO)、雇主协会(SAF)、国家议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立，这是瑞典利益均衡特征的生动标志。在主导整个瑞典经济模式过程中，瑞典的工会‘利益集团’起到了社会支柱的作用”。[3](P47-48)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含着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因素，终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过程。 虽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执行过程中仍有不少反复，有的对过高社会保障收入开始征税，也有的取消了部分属于社会保障的补贴，但种种做法都没有根本改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1)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不是简单的对劳动者实行的生活保障，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包括了劳动者的发展需要，甚至有部分是属于享受需要了。(2)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再是简单地出于社会安全需要，并非只是为社会编织一张“安全网”。 那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与完善究竟还有何种因由呢？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仅仅从上述一般意义的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看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管经济是处在高涨还是低迷的状况，都是持续稳定提高的。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是与现代经济伦理观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分配关系都要受到人们道德行为的监督与评判，道德行为对社会制度与分配关系的监督、评判不同，影响人们的不同行为，终于也会影响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变化。就象西方伦理学家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4](P322-323)“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4](P324)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总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及其行为所形成的制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伦理观主要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是目的，而政府，国王或执政者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要求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生活和奋斗，强调自由意志与人的自由的重要性，大力提倡节俭和勤奋，推行责任与创新，认为人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成败其功过归于个人，倡导竞争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个人自我负责。[5](P43)这既是新教伦理的主调，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斯·韦伯在评说早期资本主义伦理思想时指出“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6](P27)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经济伦理观的主要方面，它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停留在维护社会安全的水平上，只要穷人不造反，不危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就行了。所以，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必然是极其低下的。 这种早期的经济伦理观一般认为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解释有关，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7](P27)这一思想后经边泌(Jeremy Bentham 1748-1832)、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形成了在伦理学上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经济伦理观方面的自利观、功效观。在这样的一种伦理思想支配下，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早期经济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即只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与自我负责。换句话说我行我素，后果自负，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