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它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渗透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重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这一宝贵资源，挖掘、整理和研究其对现代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 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有阶段的，又是有联系的，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道德的发展也是一样。一定民族的伦理道德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603)恩格斯也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P51)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499)他还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P668)既然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各个历史时代、历史阶段之间不是毫无联系、相互割裂的，而是前后相继、相互联系的，那么，每一代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都要利用以前各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体系，也都是在批判地吸取以往的伦理思想成果和道德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在分析、把握和解决社会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时，也都必须利用前人创造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道德理论、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地改造，摈弃其腐朽落后的东西，保留和吸取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建立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其伦理思想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干。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儒家伦理思想一直深深地、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儒家伦理思想也多是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一概排斥和全盘否定。毛泽东曾经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3](P147)他还对孔子提出的“智仁勇”范畴、“中庸”思想等作过专门的分析和革命性改造，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对道德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儒家伦理思想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如儒家仁爱的道德原则，以及关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行政道德、生态道德等等的思想和规范，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体系建设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家伦理思想加以批判地改造，将其积极因素有选择地吸取、整合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一、“仁爱”的道德原则及其道德规范体系 道德是关于个人和他人、个人和整体之间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其现实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爱思想作为儒家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儒家仁爱原则正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出来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 《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4]（《论语·颜渊》。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孟子也说：“仁者爱人。”[5]（《孟子·离娄下》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种内涵，但其核心和主要内容就是爱人，就是要以广博的爱心对待每一个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孟子也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学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自然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的仁爱原则是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其基本内容和要求首先是基于这种血缘亲情关系的“亲亲之爱”。这种亲亲之爱，即一定血缘关系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一般说来，一个人出生后首先得到的就是亲人的关心、养育和爱抚，首先遇到的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感受到亲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相互依恋。这种源自人的自然天性的亲亲之爱，是人最易感受到的，也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可以说，仁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就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离开了亲亲之爱，“爱人”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如果没有对自己家庭成员的起码的亲爱之情，就不可能去爱他人，更不可能以博爱的胸怀去爱众人。正是“亲亲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亲亲之爱的外展和扩充。 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般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也就是说，遵循仁爱的道德原则，就不能只爱自己的家庭和亲属，而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即“泛爱众”（《学而》）。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间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如儒家所说的侧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他还说：“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侧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这种博爱意识和道德情怀，反映和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