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人物关系是中国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之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吸取道德智慧，可以为确立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对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意义。 一 中国古代人物关系的思想，是在认识宇宙必然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有关天命的思想，如王权神授、以德配天等观念。儒家孔、孟继承了古代的天命思想，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天不仅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也是道德、义理的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道德意义。因此，人要知天、敬天。虽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的范畴来考察，放入审美的视野来欣赏。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把人的伦理品性与自然对象联系起来，就使得自然界进入了主体的精神活动领域，能够同人的精神活动形成映射和互动，从而自然对象不仅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也同时具备了审美的价值。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比德”说，把自然视作与人同样的生命存在，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孟子·梁惠王上》）。万物皆备于我，是说万物与我为一体；反身而成，就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天道和人性是一致的，人心与天道可以互相感通，发挥人心的能动性感知天道，以人心之至诚合于天道，就能把人的全部融入整个宇宙之中，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地。这样，仁便贯通于天地万物的崇高境界。《中庸》所言“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想和审美境界的最精辟的概括，深得儒家天人关系的要旨。 儒家重视自然规律，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界的种种生物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的关系，荀子说：“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荀子·致劝》）“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树成荫而众鸟息焉”（《荀子·劝学》）只有山林茂密，树木成荫才能为鸟兽提供良好的环境。儒家还特别强调森林、水土等自然条件以及自然界的其它生物对人类的意义。孔子提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刘宝楠认为其原因在于鸟兽对人具有医药价值（《论语·正义》）。儒家还十分重视土地对世上万事万物的意义和价值。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从土地中获取自己生存的条件，土地为一切生物提供他们所必须的养分，“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易传·说卦》）不良的土地条件必然会影响生物的生长，“土敝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孟子不仅看到了山林所具有的“林木之用”“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为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且把土地看作是诸侯三宝中的第一宝（《孟子·尽心下》），荀子则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得地则生，失地则死”（《荀子·天论》）。可见，土地对人的意义之重大，因而要保护好土地资源。荀子还看到了动物对人具有的工具意义，“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荀子·劝学》）。总之，儒家要求保护动植物资源正是看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使自然界的动植物“不夭其生，不绝对值其长”，人类才能永续利用这些资源。虽然这些观点看起来较多地是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意义上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应当看到，正是在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才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自然界才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具有了人伦价值。它与西方人类中心论把自然界单纯地当作利用乃至掠夺的对象有极大的不同，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天才地警示了人类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差。 宋儒承接了早期儒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更为明确地论证了“万物一体”。宋儒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仁”，主张热爱生命，仁被万物，使天地的生生不息与人生的刚健有为交相辉映，形成宇宙间由爱和生命相贯通的宏大而充满生机的和谐美；并从中获得人生的“至乐”。程颢宣扬心物合一，他在《识仁篇》所讲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道与物无对”，即反对主体与客体相对立，主张物我为一体的“大乐”，故曰：“反身而诚，乃为大乐。”心学一派更加强调万物一体。陆九渊十九岁读古书至“宇宙”二字，突然省悟到“人与大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并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说“宇宙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并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王阳明同样强调物我一体，心物一体，提出了“大人者以大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而不见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中）他认为，天地万物本无心，以人心为心，人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犹如人的灵与肉的关系，心是主宰者，心与其身是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因此他不满足于从学理上论仁，更愿意把自我的固有良知看作是天地万物化育流行的根源，主张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去体会人与世界的血脉相联，体验生命运动的蓬勃生机，他说：“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他通过内在的“良知”把世间万物统一起来。 张载以气一元论来说明万物一体，他提出，人、物因气聚而成体，而气本一源，皆来自大虚。万物未生之前，都是浑沌之一气；万物消灭之后，又回到浑然一气的状态，所以说，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他说：“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惟能尽其道。”（《正蒙·诚明》）在此基础上，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 既然天人合一，人我一体，那么，人类就应当把民众看作同胞，把万物视作同伴。因此，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原则。儒家主张“仁者，爱人，”《易传·系辞上》又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仁，不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爱物也是君子所必备的德性。《史记·殷本纪第三》记载，天下诸侯听了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后认为，“汤德至矣，及禽兽。”儒家继承发展了古代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把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用于自然界，一方面使伦理道德具有了保护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道德关怀，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境界。孟子首先提出要把对人世的普遍关怀推广到宇宙万物，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物”包含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与人相区别的自然界的动植物。能否爱物与能否爱人一样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下的标准。《礼记·祭义》提出，“树木以时伐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是儒家最主要的人伦道德规范，主要用于规范子对父的道德关系。其实“孝”不仅仅是一种人伦规范，儒家的孝有三种，《礼记·祭义》说，“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匿。”“博施备物，可谓不匾矣。”以时伐树、捕兽，以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不匮不竭是最大的“孝”。荀子也说：“杀大蚤，非礼也”（《荀子·劝学》）。通常，“礼”是明辨区分等级秩序的道德规范，但从“礼”的来源和范围来讲，礼起源于对大地、四时、阴阳、人情的效法和模仿，大地自然万物是礼的模本：“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则》荀子也说：“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礼”不仅仅是人际道德规范，而且也用于调节人类与天、地等自然物的关系。“杀大蚤”是指一种不依“时”斩杀动物的行为，因而也是非礼的行为。儒家这里将“孝”“礼”的对象扩展至动物与植物，表现了宽广的道德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