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大课题，靠一人一时是不可能完成的。本文只能根据现有的认识作一粗略的论述，很不成熟，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一 研究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必须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类型”的三个基本特征：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本商末”的经济结构；以父系单系家长权威为轴心的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主义”文化同样制约着经济领域的人际关系和经营模式；以及高度集权的“传统型”的君主统治结构，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权力—王权决定产权”，民间私有产权始终没有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就在这样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根本不同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伦理，其主要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反映“经济结构”、“产权关系”的伦理模式——“重公轻私”，“重义轻利” “农为邦本”、“农本商末”，这是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为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就必须抑制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因为，如若让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就必然会促使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小农因贫富分化破产而动摇立国之“本”。因此，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统治的基本国策，“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王符《潜夫论·务本》）。所谓“抑商”，不是要取消工商业，其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按其自身运行机制的自由发展和手工业、商业产权的私有化；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家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打击民间工商业，对主要工商业，如盐铁业实行“官营”、“专卖”，强化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和控制，国家权力—王权决定产权。这就确立了传统经济的产权伦理和经济价值观，即重“公”轻“私”，重“义”轻“利”。同样，在农业经济领域，田产私有从来就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法律保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始终是历代王朝君主的统治观念，“朕即国家”，“天下”之人也都尽入“吾彀中”，为“君父”的“子民”。受“皇恩”的“子民”既无独立、自主的产权，连“个人”本身也是从属于“国家”的。国家（王权）不仅有对田产的最终“处置权”，而且牢牢地掌握着农业田产的“收益权”（分配权），以名目繁多的税赋和力役、兵役，攫取农民的剩余劳动，甚至是剥夺其求生存的必要劳动和人身自由；作为国策的“重农”，其最终目的还是在国家“公利”的旗号下，要求“子民”重“公”、重“义”，为王朝而奉献一切，以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的统治体系。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重公轻私”、“重义轻利”，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伦理和经济价值观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核心。还应指出，手工业商业“官营”、“专卖”，权力进入产权领域，就必然产生官商结合，权—利互动，导致腐败。 第二、植根于宗法家族制的经营模式——“家族主义”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它不仅支配着社会各领域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支配着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模式。“农为邦本”，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广大农民，因而也谓“民为邦本”；“民”作为单个的民都从属于一家一族的宗法结构之中，所以也可以说“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教育单元，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由于传统家庭家族结构具有“宗法”性质，因而生产经营模式也就有了强烈的宗法型“家族主义”的文化特色。其基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就是一财产共同体，父家长有绝对权威，掌握全家的“共同”财产，成员无经济自主权，家族整体利益至上；具有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信任感仅限于家庭—家族范围，而不扩大至非亲非故的异姓关系，社会信任度低；为家庭生存和家族生命延续、光宗耀祖，是家庭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随着历史的传承和积淀，这种“家族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和经济伦理的一种强大传统。 第三、利益分配的伦理原则——礼以定分，贫富均平 中国古代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掌握在君主集权国家手中。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秩序，实行的是等级分配制度和“均平”原则。前者是指社会纵向结构的财富分配，即荀子所说“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荀子·礼论·正制》），也就是所谓“礼以定分”。在荀子看来，这就是分配的“正义”，符合社会的等级关系的秩序。后者是指社会横向层面的利益分配，用以防止“贫富不均”，勿使贫富过于悬殊。历史上，凡是出现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动乱之时，统治者就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最高权力”，施行“限民名田”、“均田”、“占田制”等政策，且主张“禁百姓卖田宅”，打击兼并，以防止农民破产，就是所谓“贫富均平”。孔子首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汉董仲舒释“均”为贫富均衡，“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均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贫富“各得其分”（宋朱熹、近代康有为对孔子提出的“均”都作如是解）。“礼以定分”与“贫富均平”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的由统治者所坚持的最基本的利益分配伦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