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制度伦理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制度、社会合作和分配体系。这一原则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其基本主题是从伦理角度评判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各种方式，探讨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伦理价值。邓小平把它具体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本质上则是对“效率”与“公平”两种基本制度价值的确认。他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效率与公正”问题，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答，并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中实现了新的综合。 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制度伦理的效率原则 判断一种制度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有效、合理地分配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种制度是否比其它制度更优越，直接取决于它的社会合作和分配体系是否比其它体系更好。这正是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点，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道德证明的出发点。在他的制度伦理思想中，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从来不是抽象的，制度的道德价值也不是存在于思辨的道德论证中。在他看来，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价值不是体现在制度形式本身，而是看这种制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为全体人民带来福利，能否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证明必须依赖于实际生产力的提高，依赖于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认为，“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价值，应该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财富，丰厚的财富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体现。只有经济效率才是社会主义制度道德合理性的首要基础。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他坚信：“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 鉴于当时的国情与缺乏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经验，邓小平果断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人们的收入上拉开一定的距离，可以激励低收入者的生产热情，进而激励全社会以竞争获得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社会基本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和协调人们的社会合作和利益分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人们参与社会合作的有效规则，同时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伦理中效率原则的具体政策体现。通过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为高速发展的经济效率，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证明找到了现实依据。 二、“共同富裕”和制度伦理的公平原则 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它体现了制度的有效性，也代表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但某种制度在特定情况下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并不表示它是正义的。因为它有可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忽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们的利益。这意味着追求制度的效率，客观上存在着牺牲公正的可能性。邓小平从一开始就警觉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潜伏着这种可能性。重效率，很有可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所以，他告诫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造成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改革之初，一小部分人的先富是政策性先富，他们和别的地区和个人处于不同的起点。如果笼统地用按劳分配原则配置资源，难免忽视大多数人在政策保护上的缺失，而导致实际的分配不公，使一部分政策受惠者能更方便地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刺激经济起飞所必需的，但确实内含着对立的因素，即有可能出现富的很富，穷的很穷。这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应该竭力避免。否则，就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区别了，更无从谈什么优越性。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正是制度内部对效率原则可能带来的分配不公的矫正，它在承认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更体现了利益分配的补偿原则，即对处于不利地区和缺乏政策保护的人们，在分配政策上给予一定的补偿。“共同富裕”作为利益分配的公正原则，要求对全体人民按照公平要求保证其应得的利益。 为此，他设计了多种途径，以保证实现共同富裕。如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对贫穷地区的人们提供帮助；“提倡有的人先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让落后地区的人们感受富裕，向往富裕，创造富裕；也可以直接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政策性调整，最重要的“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方多交一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此外，国家要尽可能地对贫苦地区给予援助。通过这些途径，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不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