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资本”的理论阐述，得到了理论界广泛而积极的回应。笔者认为，它的提出既是对传统的资本概念作超经济学分析的直接产物，更是应经济和伦理相结合的要求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为了更好地界定这一范畴，厘清人们关于此范畴的诸多疑惑，笔者将从道德资本的二重性出发，在更为充分和广阔的意义上对长期以来形成于人们头脑中的对资本的固有认识进行革新，并对道德资本这一新的理论范畴进行系统阐释，力求对人们关于“道德资本”的理解有所裨益。 一、道德资本的寄生性 由于自身特有的性质，道德资本相对于有形资本具有寄生性，即它不能完全游离于有形资本及其运作而独立存在和正常运营。所谓有形资本是指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在现实上融为一体，通过一定的流通能够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价值实体，主要包括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权资本等。科学地认识道德资本的寄生性不仅是深入理解道德资本概念的基本要求，也是道德资本发挥其自身独特功能的基础。而这种寄生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道德资本运营的直接目的是促成有形资本的增值。资本运营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道德资本的运营也不例外，只不过它的资本增值体现为有形资本的增加。如若道德资本的运营最终只局限于形而上的玄思，则其必将因为失却了技术有效性而被抛弃。正基于此，有些学者提出：“无形资本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其他有形资本上，要得到无形资本的使用价值，就必须将无形资本和有形资本结合起来”（注：雷霖、刘倩：《现代企业经营决策——博弈论方法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即认同无形资本（包含道德资本）必须要“物化”为有形资本才具有其现实价值。当然，这种“物化”不是捷·卢卡奇所指之“物化”，而是指道德资本通过参与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进而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不断促进有形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同样，布尔迪厄在谈到文化资本（包含道德资本）（注：布尔迪厄认为要科学地“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就应“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并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的形态。按他的解释，道德资本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包含在“文化资本”之中的。（参见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211页。）时认为转换是必然的和必须的，他认为“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注：布尔迪厄认为：“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参见同上，第142页。）），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是它在有关场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注：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而转化的真正内涵就是道德资本在其发挥作用的区域和过程中最终促成有形资本的增值。同时，他还批评了“经济主义”和“符号学主义”两种偏颇的观点（注：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确认了非物质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的可能性。事实上，寄生于有形资本的道德资本只有通过自身的运作，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在终极意义上转化为有形资本，或最终促进有形资本于实质性价值层面的增值，才会获得自身存在的现实意义，并真正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而有形资本的运作从内在性上也需要道德资本的渗透和作用发挥，并将因为道德资本的加入而最大程度和最优化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可以讲，道德资本的寄生性最为本质的体现就是其运营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成有形资本的增值，并由此获得道德资本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双重价值。 第二、道德资本的投入有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的投入是科学运作道德资本的前提，而道德资本的投入必须依赖有形资本的投入，即道德资本的投入要伴随着有形物质，包括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具体地说，这种物质形态的有形资本的介入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道德教育的实施。只有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才能系统地提高企业员工的道德素养，实现道德资本的有效投入。它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相关组织、社会四个层面的道德教育。而要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则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工具，即需要各种物质的或有形的教育资源的投入、耗费。其次是道德实践的完成。企业员工只有通过道德实践的过程，才能将道德律令内化为道德信念，实现道德资本的有效投入。事实上，作为实践精神的道德必然要付诸于现实行动，但不论道德行为具有怎样的高尚性，其行为本身要顺利完成就离不开一定的物质中介，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道德行为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能被称作为“道德行为”的。而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物质中介总是以有形资本投入的形式，即企业投入人力、物力或财力去创设的。再次是社会道德环境的营造。道德资本的投入离不开人及其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离不开社会道德环境的营造。一方面是道德软环境的建设，包括社会道德氛围的营造，社会道德评价体系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创设等；另一方面是道德硬环境的建设，包括人性化公共设施的设立，富含道德意蕴的公共艺术品的设置等。不用赘述，道德软环境和道德硬环境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投入。离开了这些投入，道德环境建设必然会应失去物质上的支持而丧失其现实性。事实上，我们在承认道德资本本身具有继承性和传递性之外，更应认识到道德资本的投入实质上必然依托于独立于自身之外的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在投入上的特殊性充分地反映出自身具有的寄生性。 第三、道德资本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原有资本的运作过程。运动性是资本的重要特征，一切资本都必须存在于运动之中。有形资本要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进入资本运作过程，道德资本要实现自身独有的价值也必须活动起来，参与运作。所不同的是，道德资本不能脱离实物形态的资本而单独地进行资本运营并完全独立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它一定要参与到原有的资本运作过程，即以有形资本运作为主体的资本运作过程中去。笔者于《再论道德资本》一文中，在研究道德资本的运作机制时曾指出“道德资本的运作机制，从本质上讲，就是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功能发挥”（注：王小锡、杨文兵：《再论道德资本》，〔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1-137页。）。可以讲，以实物形态的经济物品为基础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是有形资本实现保值、增值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资本发挥功能并实现价值的过程。道德资本在生产环节“确保生产目的的双赢性、生产手段的人文性、生产产品的生态性”；在交换环节能够“纠正交换动机的趋利偏失、克服交换过程中的伦理缺陷、内化交换结果的负外部效应”；在分配环节使分配更合理；在消费环节促使各类消费行为更加理性，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注：王小锡、杨文兵：《再论道德资本》，〔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1-137页。）。当然，这些功能的发挥都必须以道德资本参与有形资本的运作过程中为前提，脱离了原有的资本运作过程，道德资本的功能将无从发挥，其价值也必然得不到实现。事实上，道德资本存在的价值实际就是直接参与有形资本的运作过程，并在不同的经济运行环节中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最终实现有形资本和自身在不同维度上的价值增值。这种对有形资本运作过程的依赖正是道德资本寄生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