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传统的家庭婚姻关系正经受着阵阵冲击，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孝养父母，对于现在的许多子女竟然成了难以履行的义务；原来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正在变得脆弱起来，离婚现象大量出现；至于兄弟反目，手足阋墙的，更是随处可见。面对着这种种情况，有些人忧心忡忡，人们在问，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让人们回归“其乐也融融”的旧时家庭？也有些人深深地怀念起儒家的家庭伦理，赞扬说它反映了“人们天生的、自然的每个人具有的道德情感”，“代表了人类的真情、亲情”，希望它能再一次地发挥魔力，以挽回婚姻家庭道德关系上的失落，唤起人们之间的家庭亲情。这些思想感情和愿望企盼当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想问问，儒家的家庭伦理究竟是什么，它的真理性因素究竟有多少？对于日渐淡漠的家庭亲情，儒家伦理能够承担起来挽救的历史责任吗？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作些理性思考。 诚然，儒家最重视家庭，历代圣哲讲了很多关于家庭和家庭伦理的道理。在其经典性的著作《礼记·大学》中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并且提出了著名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在他们看来，既然国家应该以德治理，因而家庭伦理也是最重要的，它不但决定着家庭的兴旺与败落，而且还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及命运。儒家不仅强调了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之类，也有人表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妻和顺”等等。无疑，儒家的家庭伦理在我国历史上居有重要地位，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 第一，儒家的家庭伦理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在原始社会里，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前的几万年里，我们的先民曾经“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也谈不到现代意义上的血缘亲情，更没有后来所谓的家庭伦理。当时“孝养”老人的办法，甚至是灾荒时期把他们吃掉。外国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也有这样的传说。 第二，儒家的家庭伦理没有普遍性，例如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就没有儒家伦理观念，尽管那里也有血缘关系和家庭亲情。儒家的家庭伦理只是中国这样特殊的“古代东方制”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它的影响范围也不过是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中国周边地区。即使在它的流行时期和范围之内，血缘关系和家庭亲情与儒家的家庭伦理也是两回事，维持和发扬血缘关系和家庭亲情，并不一定非得需要儒家伦理。 第三，儒家的家庭伦理也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存在于中国的商、周之后至明清时期。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就日趋衰落，一蹶不振。它的权威也是有限的，例如，在中国封建时代，尽管讲孝讲悌，但父子相残，兄弟仇杀的事也屡见不鲜。这种事民间有，朝廷上更多，几乎每个朝代都不例外。 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不论是人类的血缘家庭亲情，还是维护这种亲情的儒家家庭伦理，都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事实证明，对于人们的道德观念，包括家庭伦理来说，还有比人类先天的关系、比血缘亲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经济关系。还是恩格斯的话对：“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435、434页）我们可以从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找到其道德观念，包括道德感情和道德规范的最终根源，并以这种关系为主线，勾勒出人类的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发展的真实历程。我们知道，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才从原始人群的群婚制家庭，走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中，才能产生出相应的家庭道德观念：家庭道德关系——血缘亲情，以及维护这种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家庭道德关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这种家庭亲情愈加淡薄，人们为了争夺私利，不再顾及亲情，在斗争中，有时甚至不惜采用一切残忍手段；另一方面，维护这种家庭血缘亲情的努力不断增强，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日益严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家庭道德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同上书，第1卷，275页）以往社会存在着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类的天然感情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家庭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也减弱了。 对于人类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家庭伦理，社会经济关系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那么，是不是说别的因素，例如，人们的血缘关系、家庭亲情就不起作用了呢？是不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那又未必。许多人片面地、简单地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把它看作是直接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他们不懂得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这层意思。忘记了正是恩格斯本人曾经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同上书，第4卷，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