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本质的可能性及其研究的必要性 人的本质是什么?既不是费尔巴哈使用“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第282页。)的眼光,用意志和爱来界定的“类”,也 不是唯心主义从意识第一性的视角所得出的精神属性的结论,而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属 性。所谓社会属性,是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确定和表现出来的质的规 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的社会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王、皇帝就成为不 可能。袁世凯这个历史小丑的短命的皇帝生涯就能说明这一问题,溥仪这一满清的末代 皇帝被改造为一介平民的事实,更能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的本质的非决定性。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的:“我生下来就是人,这和社会是否承认无关,可是我生下来就是贵族 或国王,这就非得到大家的公认不可。只有公认才能使这个人的出生成为国王的出生; 因此,使人成为国王的不是出生,而是大家的公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77、270、377、216页。)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具体的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 、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社会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377、270、377、216页。)所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 克思的“总和论”,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的表述。 既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科学真理的程度,那么,是不是说到此为止了呢?不 是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对人的本质还需进行具体的量化研究。我们知道,任何一项 科学研究的成果,必须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才能使其精确适用; 否则,该研究成果就可能由于缺少适用性而被人束之高阁。关于人的本质的“总和论” 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马克思的“总和论”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处于一种定性表述的阶 段。多年来,教条式的学风和注经解经式的研究方法,使人的本质的研究没有向定量系 统的方面发展,以至于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宣传和教学仍处于一种模糊抽象状态。 停滞于“总和论”的阶段是不合适的。因为,提出“总和论”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是马克思写的一份仅供自己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显然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我们应该顺 着马克思的思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深入地、具体地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做出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第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应该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马克思研 究和论述人的本质的时候,是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他研究人的本质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探求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寻求无 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而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世界大背 景下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我们研究人的本质的目的是为了完 善和发展人的本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我们的研 究,要在如何发展人的本质以有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下大气力。第三,可能性 的视野必然要求我们要把人的本质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对人的本质进行具有时代特征 的具体的量化研究,就必须把人的本质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这一过程,是由可能到现 实的转化与展开。仅仅停留在“总和论”,是一种只研究现实而不研究可能的静态的研 究方法和结论。缺少了对人的本质研究的可能性视角,就使得我们面对着发展着的人的 本质,“总和论”难以给予准确科学的说明。举例说,为什么中国革命史上一些一度处 于剥削阶级社会地位的历史人物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处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地位的胡长青、成克杰等却成了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许多作为 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共产党员却难有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说明这些问题,必须从可能性的视角才能做到。 因为,任何现实性中包含有可能性,而任何现实性是由可能性发展而来的。中国革命 史上,那些一度处于剥削阶级的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人物,有将其“总和”为剥削阶级分 子的可能,但至于是不是被另外的社会关系“总和”为另外的本质的现实,却须有一定 的条件和过程。胡长青、成克杰处于他们的那种社会关系中,既可“总和”为共产党员 的现实本质,但又存在被另外的社会关系“总和”为另外的本质的可能。因此,对人的 本质的把握,抓住其现实性固然重要,而抓住其可能性并进而掌握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 化的过程,显得更加重要。抓住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我们就可以准确地知道人的本质是 什么,以此来决定我们对人的管理的相应的对策。抓住了人的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就可 以有预见性地知道人的本质将要变成什么;在对人的管理中,就可以处于更加主动的地 位。因为,正如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样,人的本质也是发展变化的,即,现实性 是由可能发展而来的,现实中包含着向新的现实发展而去的可能,抓住了人的可能性, 我们就可以准确地知道人的本质过去是什么,将要是什么,以此更好地来决定我们的相 应的对策,建立相应的干部人事制度。根据上述三条理由,我们主张在“总和论”的基 础上,从可能性的视角对人的本质进行具有当代时代特征的量化和过程性的研究。 二、人的本质的可能性分析 可能性的分析是以现实性为基础的。人的本质的可能性,是指人的本质的可能性得以 实现的遗传素质、心理结构、社会需要和能动努力。没有这种可能性,社会关系“总和 ”为人的本质便没有了前提。 (一)遗传素质:人的本质可能性起点的自然前提。 一个简单而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 他自然的关系。”这是进行“任何历史记载”的自然基础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7、68页。)既然如此,人的本质的可能性 萌芽就在生命存在之中;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里社会关系总和的潜在性状态 。当然,具体生命的生理特性,这是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研究人的本质的可 能性萌芽却离不开对人的生命的生理特性的分析,因此,必须吸收生物学、生理学和人 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否则,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就失去了物质承担的主体而陷入抽 象,所得出的结论就会远离甚至违背人们的常识经验而令人费解。然而,多年来,我们 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教育和宣传,始终没有摆脱这种令人费解的状况,其原因就是忽视 了对人的生命的生理特征的分析研究。这种忽视,与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下面 的话有着很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 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 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 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第67,67、68页。)从这些论述中,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的本质 的研究,是不需要研究其生理特征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下列论述做仔细的分析,就会 发现这种结论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之前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应该 只从(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这里,马克 思、恩格斯使用的是“不应该只从”。“不应该只从”与“不要从”,虽然只有几个字 的差别,但意思却相去甚远。“不要从”,是指不要或不能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 面加以考察。而“不应该只从”,是说不仅要从人的肉体存在方面加以考察,而且还要 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加以考察。费尔巴哈是只从人的肉体存在方面加以考察的,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不应该。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从人的肉体存在方面对人 的本质加以考察,而是把从人的肉体存在方面考察作为认识人的本质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