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不同哲学传统、背景之间的对话，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对话 涉及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共识。然而，除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进而达 成共识以外，对话同时还应该包括某种建构性的原则；后者所指向的，是哲学本身的理 论创造，包括新的视野的形成、新的观点的提出、新的理论的建构、新的思想的诞生等 等。哲学的研究、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对话当然涉及对已有视域超越、对封闭体系的 解构，但它更应使建构、创造的意识和观念成为应有之义；在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强化解 构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建构性的观念和原则，同时指向世界哲学的意识。以世界哲学为视域，则我们所提出 和探讨的问题，便不能仅仅局限于地方性或地域性的视野，而应有一种世界性的关怀， 这不仅在于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问题，而且意味着在具体的论域中，注意论题所蕴 含的普世性质。进而言之，在解决问题或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我们所应用的资源，不应 停留于某种单一的传统，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 留下了具有独创性和恒久意义的思维成果，从世界哲学的视域看，这些成果都构成了重 要的资源并具有互补性，因此，两者都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自身的传统。哲学的研究需 要宽广的视野，同时也要求我们运用人类思维迄今所形成或者所达到的各种成果，来回 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 历史地看，近代中西哲学的互动和演化，已给我们提供了实现上述视域整合的可能。 近代以前，中西哲学几乎是在一种互不相关的传统下各自发展，近代以后，中西哲学的 相遇、沟通已经成为本体论的事实，两者之间的这种沟通、交融尽管还只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但它毕竟告别了彼此隔绝的状况，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运用不同传统的哲学思维资 源来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也许具有某种优势。从总体 上看，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对中国以外的学术资源，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关注，似乎远 远超过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资源的兴趣，在彼此的实际理解程度上，也每每如此。 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大部分大学的哲学专业中，一个人从大学本科 到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直至成为大学哲学教师，都不需要了解多少中国哲学，换言 之，不懂中国哲学，不会影响他获得哲学学位或成为哲学教师。但在中国，哲学专业无 论在哪个层面，都必须对西方哲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我们无法想像不了解西方哲学而 能在中国获得哲学专业的学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种现象本身 体现了如下事实，即中西哲学相遇之后，中国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自身的传统，而追求 一种更为宽泛的眼界。 二 从哲学的思考看，中西不同传统的回顾、阐释，与对时代处境的关注难以分离。就时 代处境而言，现代化及现代性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两个不 同的概念，其内涵无疑存有差异，但两者并非彼此隔绝。艾森斯坦德曾从历史的角度， 对现代化作了概要的界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 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 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P1)与之相近，吉登斯在回答 “何为现代性”的问题时，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 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2](P1)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如上理解，显然包含着相互交错、重叠的内容。它从一个 方面表明，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区分都具有相对性 。当然，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相通性，但两者在内涵上仍可有不同的侧重 。比较而言，现代化主要以社会在不同领域及层面的历史变迁为内容，现代性则涉及现 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 在宽泛的意义上，对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关注、反思同时可以理解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 化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涉及现代化本身的展开过程及其后果，而且指向渗入其中 的基本原则。现代性及现代化反思所涉及的自我批判，似乎可以区分为二重趋向：其一 ，把现代化理解为尚未完成的项目或未竟事业，对这一批判趋向而言，现代化过程中所 显露的问题，导源于现代化自身的未完成性质，哈贝马斯便持这一立场。其二，更多地 将现代化视为已完成的过程，并从整体上对现代化的过程作批判性的考察，在各种形态 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就广义而言，尽管对现代化及其过程的 理解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对现代化的历程及后果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其精神具有一致性 ；同时，两者都形成于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过程，因而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自我批 判。 现代性的反思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现代社会的自我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超越意识形 态与乌托邦的特点。意识形态侧重于为某种既存的社会形态辩护，乌托邦则在反叛现存 社会形态的同时，又勾画了与之相对的未来理想形态。现代性的反思固然无法完全与意 识形态和乌托邦相隔绝，但它既非仅仅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则出发，也并不以乌托邦的 构想为根据，而是着眼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文化后果，正是这一特点，使它所 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更广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