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异化中的解体与重塑

作 者:
陈丹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7 陈丹(1982— ),女,福建三明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1999级本科生 。

原文出处:
学术探索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异化使得人们有自由却缺乏安全感,于是异化事实上解体了自由,使得现 代人“自由”的一无所有,丧失了心灵的自由。然而,也正是异化,使人们重新开始审 视自我,要求人们用创造性的“爱”去融合内心和外界,克服分离恐惧,实现人与人之 间的融合,同时,异化下的异质性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自由之源,于是,自由 在异化中实现重塑。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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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3)S1-0109-03

      一、异化下自由的解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饱满的人道情怀揭示出,体现着人自我 创造的属于人本质的劳动,正在由于它和它的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而沦落为被动的、 无意义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的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 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异化了的劳动 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的物化的力量正在把人置换成物质的筹码。

      致力于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统一的赖希认为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家庭及宗 教等通过对人的性的压抑,把意识形态锚定在人的性格结构中。社会和家庭作为制造驯 化动物的工厂,是同人的性满足的需要根本相对的,而性的压抑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完成 其对人们经济奴役的心照不宣的手段,并且社会通过性压抑把人沦为消极被动的牺牲品 ,使他最后磨损掉自由意识和人格的棱角,向外在的权威俯首称臣:“对性需要的压抑 造成智力和情感作用的普遍衰退;尤其使得人们缺乏独立性、权力意志和批判能力…… ,正是通过强制的父权制家庭,性道德的固置以及它在人身上引起的变化,造成了一种 特定的心理结构,这一心理结构就是任何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大众心理基础。”[2] 以此出发,赖希把性和本能的根本解放发展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这种性的解放 是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相抗衡的一种特别的潜力。

      比赖希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尔库塞在提出他的“非压抑性文明观”的同时又批判 道:这种特定的压抑不仅造成了人的快乐原则被废黜,而且还导致了人性的根本异化和 创造精神的消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工业文明所修饰的整个社会(如美国)反映了一 种奇特的悖谬:它增加了人的资源和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又以外部控制和官僚管理的 现代社会的总体异化,反映了人已经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相反,却在现代社会的各 种控制形式中不断地沉沦,沦为物化的牺牲品。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继续了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指出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以面包和牛排的小恩小惠把人改 造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技术通过建立富裕的生活而成了一种对人的新型的控制方式, 使那些不满和反抗社会制度的人得到了安抚,从而平平静静地用消费的平均化把人的激 进的反抗抹平,这正是解放的障碍;而意识形态成为把人的丰富而特殊的灵性打制成“ 一个文化机器的齿轮”的工具。这也正是卡夫卡在《乡村婚事》中所描写到的“我手无 寸铁地面对着一个形体,他安静地坐在桌旁,望着桌面,我围着他绕圈子,感到自己被 扼住喉咙快窒息了似的。第三个人围看我转圈子,觉得被我扼住。第四个人绕着第三个 人走,感到被卡住喉咙,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星辰运行到宇宙之外。万物都感到被卡住 了脖子。”——这种“被卡住了”的感觉与状态。[3]

      赖希和马尔库塞的研究深深地启示了弗洛姆,同时,弗洛姆又把人的性格放到更广阔 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不是把极极主义性格的形成归结为性的压抑,而是归结为人 在与世界相分离的处境下所产生的逃避孤独和不安全感的需要。他认为,现代社会技术 的非人道化发展,使得人类在追逐科学的过程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知识却丧失了关于 人文主义精神、生命价值的知识;获得了技术与物质的价值,却丧失了喜悦与悲伤等层 次的情感体验能力。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人身自由,然而,这种 自由因人的异化而给现代人带来了更难解决的一个二难困境,这也就是弗罗姆所看到的 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这种自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解除了传 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 不安全,感到孤独和恐惧。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正是这种 不安全的自由使人产生种种逃避倾向。人在孤独恐惧的困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一 个权威,甚至在权威的感召下,去虐待、侵略和破坏。在弗洛姆看来,欧洲的中世纪是 最安全、最稳固的。在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社会中,每个人有确定的地位,虽没什么自 由,但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摧毁了中世纪的堡垒,人从封 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但是随着社会进到资本主义,人的社会 地位却越来越不稳固。人虽有了自由,但却感到孤独,感到不安全。

      于是,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Freedom to),而是使人失去了保障的自由(Freedom form)。较之中世纪,现代社会确实是免除了人的奴役之苦(Free from slavery)。每个 人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却没有中世纪的那种安全感与归属感。人虽无牵挂, 但并非真正自由地存在,自由地发展,自由地享受人生。人总是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他 的存在、发展等等总是依赖别人对他的认可(Accepted)。于是,弗洛姆断言,现代人准 备放弃自由,逃脱现行社会制度,走向极权主义或扭曲的精神世界;认为现代人的人格 向消极方面倾斜(向往极权主义或发生精神变态)是现行社会制度的不安全与人对安全感 的追求这一对矛盾造成的。看来,异化社会下的现代人,的的确确是已经“自由的一无 所有”,不是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而是一无所有到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 真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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