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3-0020-14 我们处在一个由一系列所谓现代性体制编织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现代性成为两个 强相关的学术热点问题。很多论者认为，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就是现代性在 全球的扩展。事实上，全球化和现代性都是变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决非那么简单，它 们是在变动中相互形塑着的。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化”(-ization)就表明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趋势 和过程。全球化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目前的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的当代阶段而 已。关于现代性(modernity)，学界比较广泛地接受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的词源学考证。通过汉斯的考证我们会发现：(1)和全球化一词一样，现代性一 词最先也是在西方诞生的，这也就预示着我们理解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西方中 心话语的问题。(2)现代性至今仍至少在两个最基本的层次上使用，一是编年史的意义 上，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时期，与古代时期相对、相续。另一层次的“现代性”是价值意 义上的，它是人主动谋求的一种与过去的决裂，它被理解为一种与古代相较的总体的生 存样式、品质和文化“情境”。显然，我们理解的现代性更多的是后者。(3)现代性一 词本身的多义、多变，以至早期波德莱尔赋予现代性以偶然、时尚、不确定的含义，甚 至追溯到更早时期把现代性看成是新潮和时尚的代名词，这些都表明从来没有一个固定 不变的现代性，现代性本身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齐格蒙特·鲍曼更明确地指出，现代性 是一个由差异性诞生新的差异性(difference makes difference)的过程，现代性从一 开始就已经开始“液化”(liquefaction)。在本质上，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中外学者对流动的现代性做过一些阶段或类型的划分，不过，隐藏于历史阶段标志林 立的异质性背后的是历史连续性的真实。现代性最初只是文艺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与众不 同的新奇性，但并不是谋求一种对传统的彻底决裂。这从“现代”一词介入宗教的新约 、旧约的讨论看得出来，也从基督教自身通过改革适应现代性要求可以看出来。甚至， 在现代性诞生之时，人们所崇尚的新奇性恰恰是更古的传统(前现代)的一部分。同样， 所谓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也不过是以一种激烈而辩证的方式从属于现代性 的，它是现代性“自己改变自己”(turning upon itself)的阶段。有人称之为“第二 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或“超现代性”(surmodernity)阶段，而最为著名的称谓 来自哈贝马斯和吉登斯，他们认为当代社会处于现代性晚期或激进(radicalized)现代 性、高度(high)现代性阶段。一般论者都有可能取得一个共识：无论现代性如何流变， 它始终是推进全球化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尽管不是惟一的力量。事实上，现代性作为 全球化动力的作用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甚至，正是一定程度的全球化才促使了西方 现代性的诞生。在全球化之初，标志性的事件是以欧洲远洋航海为龙头的海外扩张。正 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的那样，“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 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1](P13)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发明 在最初起到的作用是手段性的。恩里克·迪塞尔有力地指出：“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中 心地位(现代性的——引者注)并不仅仅是在欧洲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而积淀的内部优势 的产物，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归入)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 ……现代性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的起因。”[2](P4-5)因此，对于全球化的 发动来说，我们很难说是现代性推动的，甚至是相反。当然，对于今日全球化的现状来 说，它可以说是现代性的现实结果，甚至可以说，当代全球化是现代性在高度发展阶段 的一种表现和特征。吉登斯在谈到现代性相对于前现代的“断裂”特征时，特别强调时 间(绝对速度)、空间(变迁范围)，当现代性的力量使得人们的活动日益突破了时间、空 间局限，产生“时空延异”时，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所指。 现代性也不止是全球化的动力，现代性本身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得以扩展。欧洲通 过对海外的扩张，把最先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传布于世界，尽管这个过程是血与火的残 酷过程，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加速了整个世界的前现代性时代的结束和现代性的开始，西 方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亚非拉等落后国家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同时，也从西方 的整个生存样式中得到了启蒙，一当他们觉醒之后，便按照西方的现代性政治、社会理 念掀起对内反封建、对外反侵略的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运动。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非西 方世界的现代化是比照西方的，其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体现为西方化。这时候现代性在全 球化的扩展就不再是西方单方面的强力推进了，而是东西方出于不同目的的“合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全球化才表现为某种趋同性：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同，民主、 自由等政治理念的趋同，生产技术、生活用品、生活方式的趋同，进而是某种程度上的 思维方式的趋同。 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的问题也被全球化了。最先，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 现代性问题，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问题都主要地存在于 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世界。处于前现代的国家既无从享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福祉，也就不 存在现代性的问题。然而，西方全球化的最初发轫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向更广的自然开 采更多的财富。可见，从一开始，全球化就意味着西方近代这种人对自然的掠夺关系的 全球化。同样，全球化是以欧洲、北美为中心，向外围扩展的过程。结果是形成了以西 欧北美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不发达国家为外围，中心剥夺外围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或世界秩序。这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不过是发达国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上的 扩展。最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也就意味着人的异化的全球化。工具理性泛滥导致的人的 异化一直是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前现代的非西方国家中，由于工具理性的不发达 ，其异化也是不明显的。但后来，一方面由于西方强力迫使非西方世界的国家走上西方 的理性化道路；另一方面后独立的非西方世界将自己的现代化往往等同于西方化，也就 是理性化，结果导致的是人的异化的全球化。 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已经固定不变、自足地充当全球化的动力和只要等待全球化去扩展 的东西，现代性本身是不断流变的，是在流变中不断累积、矫正和创新的。从这个角度 来看，恰恰是全球化充当了现代性的动力。在现代性诞生之初，尽管人们毫不客气地动 辄以“人类”名义思考和定制，但他们所能真实指称的经验世界是群体性的。最为有力 的证据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所说的“社会”是指一个与民族—国家界限相当的 生活共同体，其所探索的现代性制度也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结构制度。在全球化的过 程中，当西方蓄意把欧洲的现代性特殊经验上升为普世的现代性原则时，遭遇的就不止 是被压迫民族的本能反抗，还有其自身视野、制度的局限。例如在对制度单元的理解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开始注重对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的研究，承认“ 国际社会”的存在。再后来，“国际社会”的概念也逐渐被超越，代之以“全球社会” 。在当代，当人们进行现代性认知和研究时，已经无法复原和局限于某个国家的制度与 观念，现代性的一定是全球性的。同时，在全球化把现代性传布全球之后，不同的民族 -国家作为一种能动的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民族、国家的实际创造性地重塑了 现代性。因此，(1)在当代的全球社会中，至少从现代性模式上看，它应该是多元的、 复数的，它们同源，也有相同的东西，但拥有许多异质性的方面。它们的“同”是一种 家族相似。(2)尽管现代性诞生于西方，而且直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把持着现代性的 话语权力，但是，全球化使得今天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也不再那么纯粹的“西方” 了，它是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对现代性作出自己 的解释，并在全球秩序中去实现它。通过消解西方原有的等级差别和现代权力形式的垄 断能力，现代性的全球化将同时带来一个西方优势终结的新时代”[3](P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