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3-008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逐步同中国哲学相会通，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也开始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中国哲学 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本文以唯物史观的传播、规范化和通俗化进程、中国化进程来概 述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力求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 一、唯物史观的传播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却开始于五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情 ，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正当中国已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全世 界范围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先进的中国人从旧民 主主义革命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已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改弦 更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 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于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轨迹，很快从五四新 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从1918年7月到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 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预示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 李达等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李大钊。1919年2月，李大钊帮助《晨报》改版，增设 “自由论坛”、“名著介绍”等专栏，开辟宣传唯物史观的园地。同年5月，他又在《 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配合五四运动宣传唯物史观。1919年9月至11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按照自己的理解 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绍述唯物史观。以后，他又陆续发表《马克思的历史哲 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以及社会革命论的文章 。在李大钊等人的带动下，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 绍和宣传。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四运动后半年的时间，全国各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报 刊达200多种，出版的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有数十种，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受到当时“打倒孔家店”思想氛围的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意突 破中国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例如，李大钊指出：“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 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 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 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 。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 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檀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 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结晶。”[2](P290-291)他列举唯 心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种种表现，目的在于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扫清思想障碍。毋庸讳 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相结合的必 要性。但也应当看到，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中国哲学仍旧对他们接 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潜在的影响。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一文中，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史上的资料，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说明 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还是有帮助的。 李大钊首先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做了初步的分析。他说：“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与上层。基础是经 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 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2](P293)依据这个 观点，他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大家庭制度构成“两千年来的社会的基础构造”，支 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则是这一基础的“表层构造”。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 ，中国原来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于是，“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不能适 应中国现代的生活”。他从唯物史观中找到批判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制度的锐利武 器，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到新的水平，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列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李大钊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由三部分组 成：“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 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 ，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 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P177)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批判了形形色色的 改良主义思潮，明确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方向。李大钊还依据人民群众在历 史上伟大作用的原理，把人民群众看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 众势力的伟大”，因为一切反动派“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 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2](P330)。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主张对人民群众尤其是 无产阶级进行启发和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力量，提高革命觉悟，发挥革命的主动 性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 的新历史。”[2](P338-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