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3-0070-05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文明古国硕果仅存的中华帝国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大 厦将倾，而两千年来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传统思想武库再也无回天之力。苦苦求索救亡 图存之道的国人迎来了西学东渐的大潮，社会主义的幽灵随之悄然而入，竟然石破天惊 ，开辟了中国新纪元。来自异邦的思想奇葩与本土的文化母体的结合，必将显现出遗传 与变异的性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同样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它的最初成果便是毛泽东哲学。时至今日，我们 已可以从容对这一问题作一番冷静客观的思考，这对于中国哲学今后的走向和发展，应 该是有意义的。 一 我们都知道，西方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它继承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 ，吸取当时科学的优秀成果，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 无可争议的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土壤中产 生，它诞生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相当发展和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欧洲，是思维领域 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包括尚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其经济 、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可能孕育、诞生这种哲学的。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后，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在接受、领悟和消化它时，便必须适应和超越这一时空的 界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却远远没有满足二者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起初并不是整体“照搬”进来的。当时的 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大多是一些支离的片断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 1949年建国时，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530余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 也大都出版了比较完整的译本，并且译文质量也较好。然而这些译本却发行的数量少、 范围窄，只有极少数的译著进入了把它作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中， 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处在各自为营的“书斋式”研究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国统区”的学者们与革命阵营不通声气，他们之间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 且在研究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和 作用。而在革命根据地，十分迫切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人们，却很少见到马列原著的 译本，甚至是二手资料也弥足珍贵。由于条件十分困难，根据地内马列原著的译介进展 较慢，直到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 斯丛书》(共10种)、《马恩通信集》和《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凡此种种仅占 马恩思想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为什么亟待将革命理论化为革命行动，迫切需要实现马 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国形式的革命阵营会处于如此的状况呢?其实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 首先，从事革命理论的哲学工作者译介能力不足，实事求是地讲，是力不从心的。翻 译外国名著是一项各方面条件都要求较高的工作，尤其是像马恩这种著作甚巨，思想极 为广博深刻，特别是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造诣很深的经典哲学著作，没有相当深厚的哲 学素养、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能胜 任马恩原著的译介工作的。 其次，这更是显而易见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改 造旧世界的斗争之中。革命根据地本身都是经济、交通、文化落后的地区，长期处于战 争状态，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恶劣，每一个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士兵，没有专门的研究 机构和人员，很难有条件有时间专心从事译介工作。马恩的原著看不到，国内出版的译 本也很难传进来，资料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第三，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对中国后来影响重大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与途径就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可能基于这个理由，他更 重视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马恩列斯的 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列宁的著作，读的最多，下的功夫最大。”(注：龚育之等.毛 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23.)毛泽东的研究重心从《毛泽东哲学批 注集》中可以找到佐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读过的列宁原著最多。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势必对整个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艾思奇、邓拓等人的影响，或许因 而对马恩原著的译介有所忽视或置于其次的地位。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或认识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基本上是源自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芬盖尔特 和希尔文特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读本》，都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斯大 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更是影响甚巨，并且可 以说直接对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志 发愤读书，并在1937年写就了《辩证唯物(讲授提纲)》一文，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国后 经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而这两本书正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 作。毛泽东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据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看，他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较少 ，而关于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二手作品较多，尤其是些结论性的“语录”、“章节 ”较多，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当时苏联学者编纂的教科书。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说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播传统方式之一。比如孔子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其后学 整理编写的对话语录体著作，甚至“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也是通过所谓“警 句”把握其精义。不可否认这种方法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更是必要的，但其 消极之处就是难免曲解原意，可能产生南桔北枳之果，事实上这股思想暗流是长期存在 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