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05-03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境遇 周宏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周宏(1962-)，男，江苏吴江人，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常熟理工学院管理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理论。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总是把这个阶段说成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社会生产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激烈冲突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限似乎遥遥无期。另一方面，生活 状况略胜于以前的工人似乎渐渐远离了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反抗，相对地注重经济待遇方 面的问题；而资产阶级也常常向他们扔来橄榄枝，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居然可以走进议会 大厅阐发自己的见解。于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中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思想日益 滋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新现象使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设想变得日益暗 淡。这样的事实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严峻的。首先是恩格斯，他看到了马克思没有 看到的现象，因而在晚年极为注意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坚持马克思的理论立场，积极 改变一些已经过时的观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场。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开启了第二 国际的理论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向度。 从1889年到1914年，马克思主义进入了“第二国际”的发展时期。随着创始人的谢世 ，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解读，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 了右派、中派和左派的三足鼎立。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均试图努力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所不同的是，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在 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场存在不同的看法。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理论家一般被指认为蓄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 则，从而在理论上主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的叛徒。伯恩斯坦似乎从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的异己分子，他的使命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化。我认为，如 果依照这样的模式来理解伯恩斯坦等右派理论家，则极容易使我们对第二国际的认识流 于表面。我们应该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及其变化，从右派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出场新路径 的思考来把握他们及其思想。在伯恩斯坦看来，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革命形式的社会 主义道路愈益狭窄和抽象，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角色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愈益走向 边缘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场，就必然消解其“抽象”的革命因 素，将之修正为“具体”的改良理论。在他们看来，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社会改良理 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就可以在当下得到部分实现，这在总体实现渺茫无望的情况 下也不失为一种慰藉。同时这样的改良也使无产阶级得到真实的好处。因此，伯恩斯坦 等人的做法是极为显性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否弃具有革命内涵的黑格尔哲学因 素和唯物主义原则，代之以将社会理想抽象化、伦理化的康德哲学。伯恩斯坦说：“在 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其意思 是倡导康德伦理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联姻，把社会理想转变为与社会革命无关的、在当 下社会生活中能够点滴实现的伦理理想。这样，社会理想引领社会主义运动的作用被淡 化了，运动也就变成了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即通过点滴的改良以实现道德完善的运动 。这样，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当然是算不了什么 ，运动(即当下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具体利益实现因而也是合乎道德的改良性运动)就是 一切。右派理论家认为，去除危险的、具有“灾变”意义的革命因素，融进获利的、具 有“道德”意义的改良因素，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继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在场。但是，他 们恰恰忘记了，离开了革命的取向，马克思主义就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 的了。因而，他们的努力实质上并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在场问题。 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看，伯恩斯坦等人所倡导的改良，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缮与补 缀，它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所吸收，反而在无产阶级中培育一种对马克思 主义革命精神的抵触。这样，右派理论家在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就变成一种必然 的逻辑结论。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理论家感到右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只是 在程度上走过了头。正如连茨所认为的，“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令，然而实际上 却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的思想使得我们思考。那么我们到底 该思考些什么呢?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问题。考茨基同样认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这些情况使得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而 在如何调整的问题上，考茨基也显然是认同伯恩斯坦的取向的。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 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所以我们可以在不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前 提下，把最终目的适当淡化，充分利用议会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的权益，保护马克思主 义的在场性，而一味地强调革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他说：“从整个情况来看，通向在 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重大历史局势的钥匙，今天已经掌握在我们 手里。只有一种情况才会使我们失去这把钥匙，破坏对我们很好的形势：这就是我们的 愚蠢。如果我们急躁冒进，打算在果实成熟之前就去采摘，如果我们打算在决不能保证 我们胜利的情况下过早地挑起一场搏斗，那就是愚蠢。”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现在 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议会的基础上开展斗争，通过无数次的议会斗争逐步削弱资产阶级的 统治力量，迫使他们一次次地做出让步，从而使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地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积聚，最后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应该适应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策略变化，才能继续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性理论。 中派理论家表面上不放弃社会主义的革命取向，但是总是把关注点放在议会斗争上。 他们总以为议会斗争的成功可以保持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他们加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在 场性，而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在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 值是在批判旧世界中来发现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不可能存在于旧世界的延续中，它是 对旧世界的颠覆。议会斗争、改良只有作为革命的补充才具有无产阶级实践的意义，否 则本质上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社会 理论、革命实践理论。离开了批判、革命，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在场的根据。所以， 中派理论家并没有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出场路径。 以卢森堡、梅林和拉法格为代表的左派理论家反对右派和中派对社会条件变化的基本 判断。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基本的东西均与马克思 生前无异。倍倍尔在1899年批判伯恩斯坦时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截至目前为止的发展 使党没有理由取消或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观点。党依旧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 上。”应该说，左派理论家在基本立场上是正确的，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脉。但是在 实际的理论实践中，他们由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质性变化的否定，达到对其阶段性变化的 忽视。于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出场路径问题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 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理应用于各个具体的领域， 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无产阶 级中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在他们的视域之外，所以他们的理 论发挥大多是传统型的，一旦踏进了新的领域，则往往会出现游离的现象。同时，在关 于国家、民主等问题上他们常常陷入一种乌托邦式的幼稚构思而难以付诸实施。因此， 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思路终究是没有结果的。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注定将他们所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推向边缘。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在不断被边缘 化和抗拒边缘化的斗争之中。这似乎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出场路径问题，然而 这是一条悲剧性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