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居先与本体论居先

——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的两种见解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耀南(1963—),男(汉族),湖南石门人,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北京市,100044。

原文出处:
新视野

内容提要:

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方面,中国现代哲学家主要持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主张以 本体论迁就知识论,可称为“知识论居先”之立场;一种见解是主张以知识论迁就本体 论,可称为“本体论居先”之立场。前一种立场以张东荪等人为代表,后一种立场以金 岳霖等人为代表。文章认为“知识论居先”的立场更合乎现代哲学的精神,更有利于中 国哲学的“知识论转向”之完成。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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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3)02-0063-04

      中国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方面,主要有两种见解:一种见解主张以本体 论迁就知识论,可称为“知识论居先”之立场;一种见解主张以知识论迁就本体论,可 称为“本体论居先”之立场。前一种立场以张东荪(1886~1973)等人为代表,后一种立 场以金岳霖等人为代表。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知识论居先”的立场更合乎现代哲学的 精神,更有利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转向”之完成。

      一、“知识论居先”之立场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张东荪是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必迁就知识论立场的第一 位哲学家。先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设定,然后以知识论去证明此设定,此种以形而上学为 知识论基础的做法,是张东荪所不同意的。另一种倾向如康德,以知识论作形而上学的 “导言”或“序曲”,讲知识论只是为了建立本体论,也不为张东荪所认可。

      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缩写本定名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 而上学导论》,充分体现了康德对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之关系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 是谈知识论的,但它却只是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康德谈知识论问题,“醉翁之意不在 酒”,目的并不在知识论本身。张东荪在《知识与文化》一书的《绪论》里,表明自己 是想要建立一种“独立的知识论”,与康德取不同的立场。他说:“在西方哲学上有所 谓‘知识论在先’(priority of epistemology)的问题。本书并不想以知识论作为形而 上学之序论或先奏曲。故本书之目的在使知识论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这个学问不专是 为了形而上学作先导,并且亦可与社会科学作伴侣,当然即无所谓居先与不居先了。原 来作形而上学先导的知识论是不注重于讨论知识的各方面而只注重于认识问题,所以可 名之曰认识论(theory of cognition),可以康德的《理知检别》(kant's Critigue of Pure Reason)作一代表。”[1]

      厚厚一册《纯粹理性批判》,无非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把我们思维中的知性概念 、范畴运用到超感性的无限的东西上去,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换言之,超感性的本 体不能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在科学知识里找不到超感性的本体。[2]这样一个结论,张 东荪亦是承认的。不同之处在于,康德证明在知识中找不到本体,是为了在道德中、在 实践理性领域设置这个本体,而张东荪既承认在知识中找不到本体,他便不再去寻找, 而视本体为一无根据的假设。张东荪不逾越其严格的知识论立场,在知识中能找到的, 他便承认,在知识中不能找到的,他便毅然地放弃。在知识中找不到本体,不管是“心 ”之本体还是“物”之本体,他便不认为世界有一个本体。吾人只能根据知识提供的信 息来描述世界的结构。从严格的知识论立场出发,张东荪没有本体论,而只有一个宇宙 观。知识提供给吾人的只有“架构”(structure)而没有“实质”,换言之,知识告诉 吾人说,“物”只是架构不是实质、“生”只是架构不是实质、“心”亦只是架构不是 实质,所以吾人只能认为这个宇宙是无数架构套合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而不是任何 别的东西。张东荪的“架构论”只是其知识论的延伸,而不是超越知识论的假定。他不 需要假定。

      早在1932年,张东荪便明确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这对中国哲学而言, 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此一方法论的根本点,是要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居先”彻底转 变为现代哲学的“知识论居先”。张东荪对此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说:“……所以我 的意思不妨名之为‘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这就是说,我们的起点必须就是我们自 己的‘认知’(the Cogita of Congnition)。因为一切都须在知以内。譬如我说有一个 桌子,必是我知道这个桌子的存在,纵使这个桌子是独立存在,但这由于知道而方能说 他是桌子。所以我们研究一切而比较上最不可少的就是这个知。因为必须先有知而后有 一切。换言之,即一切都须在知以内与知俱存而不能离了知。……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可 知道‘认知’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直接的,最显明的事实。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 ,应当以这种最直接的,最基本的,最自明的事实为起点,这就是所谓‘方法论上的认 识论主义’。”[3]详言之,他认为人们研究哲学于方法上应以“认识论”为出发点, 这种出发点较之詹姆士以“心理学”为出发点,柏格森以“生物学”为出发点,罗素以 “物理学”为出发点,柏拉图以“伦理学”为出发点等等,都“来得最基本,最直接而 牵涉最少”。此外张东荪也不主张以名学为出发点,因为于此所谓“名学”系指“形式 名学”而言,亦包括“符号名学”在内,他不相信这种“名学”可以作为“最基本,最 元始的,最直接的”起点。他以为以“认识论”为出发点,不是只要“认识论”而抛弃 其他,因为这种办法纯粹只是出于方法上的便利,他名之曰“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 ,只是注重在“方法论”字样,要使人明白以“认识论”为出发点的主张是只限于在“ 方法论”一方面。他认为真能继笛卡尔而发挥这个意思的,便是康德;他自己是以康德 为基础,更上一层楼。

      1937年1月,张东荪将修改后的《多元认识论重述》长文再次发表,明确意识到此种“ 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将会给哲学发展带来“很重大的后果”。该文认为传统的哲 学是以形而上学“居首”(primacy),必先有形而上学然后方有知识论、道德论以及宇 宙论等。自英国的洛克把知识问题提出以后,康德乃把旧的形而上学(即所谓独断的形 而上学)“打死了”,却又从他的认识论另指示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之可能的途径。可以 说由洛克到康德,把这个“居首”问题确定了。所谓居首就是“在先”的意义,就是以 研究知识为第一步工作,这个工作不必有所等待,其他工作却必须等待这个工作作完, 可以说这是预备工作,不经过这个预备工作决不能贸然进入于哲学本部的研究。这就是 康德所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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