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意识的危机 原认为世纪转换会激活人们的历史感的，但刚刚完成的千年交替却表明“历史”在很 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某种烘托节日场面并以此刺激市场消费的堂皇的契机与藉口，对历 史的话语性包装悄悄且巧妙地替代了对千禧年本身的历史性思考，包括对千禧年幻相的 识别。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过所谓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本身就蕴含着一种 世纪末享乐主义并导致历史感的稀薄。(注：参看拙作：《新时代的历史哲学何为》， 《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当下时代的精神症候》，《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不过，这里我愿调整一下观点：历史感的稀薄倒更应看成是这一时代历史意识的危 机之表征，所谓千年之交到底只是当代史上的一个普通时段。至于历史意识的危机则应 当从呈现并且又强化了这一危机的后现代历史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理性的当代境况的 批判性考察中诊察。 历史意识可以界定为人们关于历史的起源、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 方向性的确定无疑的认识与信念，历史意识深信历史不过是人的意志的实现过程，其核 心即主体性的确立。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项重大的思想成果，历史意识的历史性生成是通 过近代化过程完成的。整个近代化的目标就是使人摆脱对自然与上帝的迷信与恐惧从而 成为世界、文化及历史的主体。“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 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使自己成为新人， 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 为就是来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 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注：R.格鲁纳：《现代历史哲学》，《哲学译从》2000年第3期，第19页。) 确立主体性、形成历史意识本身就是整个近现代哲学理性的主题。不过，在当代，这 种情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 要破除主体性、颠覆历史意识。按照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的观点，人虽然通过理性摆 脱了对自然与上帝的迷信与恐惧，确立起了历史主体性，但“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 满着巨大的不幸”。“理性彻底揭露出了客观作用的统一性和形式是混沌的物质的外表 ，并把它们对人的影响诅咒为奴役，直到观念的主体完全成为唯一无约束的、空洞的权 威。”(注：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 82页。)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场阈，场阈一旦形成，也前定了一种主体主义的话语模式与 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 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 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 ”(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3 ，第99、100，第94，第99，第95页。)这样一种“历史”，正是后现代主义要消解的。 后现代哲学对历史的上述批判与否弃态度主要是基于对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 人类历史境况的直观：以科学的名义所成就的人类历史其人类性总是要大打折扣，历史 的理性化诉求往往会直接迎合并导向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对进步的看起来 十分单纯的追求竟会导致可怕的现实灾难，等等，以至于“历史”本身成为一个沉重的 、唤起人们可怕记忆的、令人压抑的话语。 历史要求赋予意义，但历史的意义内涵及其深层结构就寓于历史之中，历史就是一切 意义之根源。但后现代哲学的目标则是要将一切意义内涵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夷平历史 的深度，呈现后现代的虚无世界。“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理论漂浮于虚空之中，没有任何可供停泊的安全港湾。意义需要深度， 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 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这一点上讲， 后现代场景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 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4、182、172页 。)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夷平历史的深度从而暴露出一种缺乏传统积淀性与连续性的当 下的自足状态，但问题显然在于，人们是否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并生存于这样一种当下 的自足状态。显然，后现代哲学通过揭示出当下生存的虚无状况所夷平的只是它所消解 的现代性历史观，并非历史本身；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的后现代历史观，正是需要做 出前提批判的。后现代的历史观必须经过一种历史理性批判。 二、历史的时间性反思 照后现代哲学的看法，近代形成的历史观或历史意识之所以表达为一种主体性观念， 原因在于时间本身的价值化，在于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但是，古代人的时间概念 只是某种纯粹宇宙观的表现形式，没有什么人为成份。对于古希腊思想家来说：“物质 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宇宙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对他们而 言，时间没有方向，没有任何特殊的向度，无所谓向着终点的进化。”(注：A.斯特恩 ：《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4页。)与之相应，在古 希腊，“历史”也不是一个具有价值指涉并承担着意义内涵的概念。“古人并不认为历 史是一套显现某种模式或含有某种涵义的知识。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历史涉及人、事 、物，但并不展现什么贯穿其中的意义或模式。……由于历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它并不按什么特定的时间概念发生。时间可以是重复的，也可以不是；它可能是循环 的，也可能不是，没有人能够确知。”(注：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4，第40、42、46页。)照这种分析，在古希腊，时间概念 并没有在说明历史的内涵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历史与时间没有什么必然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