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之际，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复旦大学哲学系和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主办的全国“‘十六大’精神与马哲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六届一次理事会于2002年1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各级党校、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一 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大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力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 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十六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与会代表认为十六大报告是运用历史经验开拓创新的报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十 六大报告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基石；它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 向上的精神状态，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鲜明 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最基本的经验总结和重要理论品质；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实践动力，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总体上说，与时俱进的十六大报 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表现了中华复兴的强烈愿 望，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针对性。 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当今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十六大精神适时提供 了迎接挑战、繁荣学科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 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都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并力图予以回答的重大课题。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它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崭新的 平台和空间，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宣传 十六大精神，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深化研究，在创新中“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理论体系的创新 理论体系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创新的主脉。体系创新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正 本清源，正确认识马克思，弄清什么是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有的 学者认为有重提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认真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熟知经典著 作，把马克思主义讲解得头头是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作出过贡献，但这种阐释 只是旧哲学方法的演绎，并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灵魂和主脉，不能发展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与时俱进地创新，在于 双重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在于通过对自身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的彻底批判，进而达到 改造世界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之源。 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当年已前瞻性地洞见了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精神虚无，诊断出 西方文明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从而在存在论根基上展开了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掀起了一 场哲学革命，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社会主义问题都应置于这场 哲学革命中，才能真正把握其真谛。 还有学者认为，在辨别本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必须考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中的诠释差异。欧洲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承继和颠覆了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性， 直指基督教的救世主义，实现了天国向革命的转化。它不同于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以传统的伦常天道为底蕴、以穷人解放为目标、以重建民族国家为己任的诠释方式。 因此对本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必须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马克思主义 实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既不能泛化，也不能简化。 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体系创新还必须考虑到创新的制度生态学，即创新 的制度条件，必须不断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 制度的保证。同时对创新的主体也须进行具体分析：是属于政治——理论家类型、理论 ——政治家类型，还是纯理论家类型。此类分析督促我们根据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 实践和理论任务，以及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有的品质的要求，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 主义者，担当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重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如何研究，这是一个关涉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问题。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如何处理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指出，这两者应是统一 的，既要加强文本研究，也要重视现实问题研究：首先，只有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才能 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问题的判断需要基本理论的指导；其次，如何加强文本的研究 也需要联系现实，因为文本研究中主题的确定是随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文本研究中 问题的提出也是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的；同时，文本研究视野的形成、研究方式的确立， 都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实际上，任何文本的研究，其理论是文本的，其指向却是现实 的。 在研究方法的创新上，有学者提出，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新目标，建立新的解读模式。19世纪主要是以恩格斯解读马克思为主的解读模式。这一 模式带来了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西方曾出现了“马克思——恩 格斯对立”说，这无疑是片面的。但马恩之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一致，两人的观点到底 有没有差异，这在我国学术界始终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有的学者就提出 ，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但两者无论在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实践观和人的问题上都 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以恩解马”的模式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到了20世纪，苏联 和我国一直采用以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为蓝本的解读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而创立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理论弊端已是人所共知。进入21世纪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 马克思，加强对马克思著作的文本研究，建立以马克思解读马克思的新解读模式。在“ 以马解马”过程中，必须明确文本解读的目的不是走进文本，而是走出文本，重新总结 历史经验，迎接西方新思潮的挑战，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