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评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丁立群(1958-),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求是学刊

内容提要:

文章在充分肯定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对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进 行了检讨。认为,近20年的中国哲学研究缺乏对自身前提的彻底批判,没有实现哲学范 式的根本转换;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维度,未能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哲学,失去了对社会价 值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化功能;削弱了对现实的总体把握能力,未能充分发挥思想的 启蒙作用;未能克服史、论分离的研究方式,某些热点问题研究缺乏真正的思想性等。 21世纪,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总体现代化将给哲学的发 展提供无限生机。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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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05-05

      面对已经拉开序幕的21世纪,哲学应当如何发展,应当向何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后20年的哲学研究。评价也是一次清理,只有做好这种清 理工作,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新的高度迈进。自实践标准大 讨论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经历了一次很大程度的思想解放。20年来,各种问题研究相 继展现,形成了一系列哲学研究的热点,结束了建国以来哲学研究没有“问题”或“问 题”意识不足的局面。这些热点问题构成20世纪后20年哲学领域的灿烂星空。近20年的 哲学研究取得了建国以来前30年所无法比拟的成就。

      首先,近20年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建国以来前30年哲学研 究的成就毫无疑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立 以及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意义的)的清理和批判,这对于新中国的哲学 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来说是开创性的,它建立了我们据以批判和评价各种哲学思潮以及各 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基本坐标。以后则是著名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 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等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自 从教科书体系建立起来后,常规性的“解题”活动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使得人们在研究 中“问题”意识不足,更无法产生针对前提和整体框架的质疑性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属 于“聚敛式”思维(T·库恩)。同时,前30年的哲学研究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 哲学采取一种与政治立场一致的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外向”的批判态度吸引了学术 研究的注意力,消解了思想的感悟力和哲学的原创力,消解了哲学的自我意识,使人们 沉浸在两极对立的战斗激情之中,影响了对哲学自身的研究,也影响了对西方哲学研究 成果的吸纳。近20年的哲学研究有着一种强烈的挣脱传统教科书体系束缚的冲动,从关 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到诸多哲学新门类的出现。虽然没有形成较大的哲学流派,但是很多 观点已经不能为传统教科书所容纳或完全容纳,至少有很多观点和思想已经不能用传统 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进行分类。人们的意识里已经开始对旧的教科 书哲学感到厌倦,很多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进行哲学研究。人们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开 始具有科学革命时期的“发散式”(T·库恩)思维的特征。

      其次,近20年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的倾向。 传统教科书哲学并未摆脱传统哲学的思辨逻辑——力图追究脱离人的自在世界的普遍原 则——这些原则具有实体的规定性,是变化之中恒常不变的东西。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是 它追随在自然科学之后,把自然科学说过的话语用一种思辨语言“普遍”化,“提升” 为哲学范畴、哲学原则和普遍规律。所以,出现了把很多自然科学的概念“提升”为哲 学范畴的研究方式,如物理学的“场”被普遍化为“社会场”、“文化场”等等,“场 ”由于具有“普遍性”,于是就具备充足理由成为哲学范畴。这种研究方式把哲学研究 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在这种研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哲学对生活和世界的领悟,哲 学的灵性被淹没在一种机械理性之中,哲学的“思”的品格消逝殆尽。如果说这一传统 一直延续到近20年的最初几年,那么,近10年来人们已经摆脱了研究哲学的这一路径, 走出了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与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同一个过程 。自从实践标准讨论以来,近20年哲学研究的热点背后一直有一种实践的动机和冲动, 如主体性问题研究、交往问题研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研究、新儒学研究、日常生活批 判、后现代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与实践标准讨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核心,即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应当说,近20年哲学的发展实现了从 概括具体科学的成就、追求空洞的“普遍规律”,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

      再次,近20年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走出“论证哲学”困境的倾向。长期以来,受极左 思潮的影响,政治话语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话语和元逻辑,政治标准成为一切文化形式 (包括自然科学)的元标准:一切文化形式都要遵从“政治”逻辑、服从“政治”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和学术领域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国内的哲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 里成为一种论证工具,它的最大功用就是阐释“政治文件”;在学术研究中,政治评价 代替了学术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哲学自我意识的形成以及哲学对社会应有的 反思能力。这种哲学理所当然被称之为“论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哲学的社会 声誉。近20年的哲学研究,尤其是近10年的哲学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论证哲 学”的困境:在与政治的关系中,哲学由自在上升到自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 识。但是,走出困境的哲学并没有重新回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之塔,而是获得了一种 社会批评的维度——这种社会批评的维度才使哲学真正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比如文化哲 学对积淀了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发展哲学和现代化研究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 动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物质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表 现出的短视现象、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等等,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低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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