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有各种各样的视角。既有的视角大多是从某种特定的理论生发出来 的，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视角，即修辞学的 视角。修辞学当然也是一种理论，但就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而言，这种理论所提供的视角 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姿态和精神，而非某个既成的思想框架。 所谓修辞，依据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的说法，是“发现在任何指定情况下 所有可以获得的说服手段”(注：转引自王先霈等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人们通常认为，修辞是指某种特殊的语言技巧和表 达方式，即最有效地传达信息以打动对象的策略。当代研究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修 辞性和逻辑性，如果说逻辑性使读者得以明确依据把言词串联起来，修辞则必须在言词 之间及言词周围的静默中活动，试探着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其效力究竟有多大。修辞可 能是对逻辑的修饰，也可能无意识地促成其偏离。 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他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缺乏自然性， “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 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这似乎表明他当时对修辞学缺乏好感。但就在同一封信 中，他还谈到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部分章节，这种翻译是他当时所从事的 “正面研究”。在后来的理论活动中，马克思不仅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而且 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体的传播或宣传，他曾强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 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5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演说、讨论、交谈、通信等 等都被视作传播或宣传，其基本的职能是规劝，为此他的著述中融汇了欧洲历史上诸多 文艺作品的典型和名句。对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语言文字、传播者和传播媒介及传播 对象、报刊舆论等等，马克思都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把修辞视 作一种修饰、一种语言技巧的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修辞学家。 从修辞学的视角看马克思的文本，很自然地，我们会充分关注马克思文本中的语气、 节奏乃至马克思采用的文体。例如，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 的演说，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现场鼓舞气息，而《共产党宣言》段落简短，论证明确， 充满了碑文般精炼的语句和惊世骇俗的气势，例如这样的语句：“生产的不断变革，一 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 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5页。)在“英雄史诗”和“散文诗”般的淋漓尽致中，《共产党宣言》获得 了极大的象征性，洋溢着排山倒海、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的学说既晓 之以理，又动之以情，马克思思想的魅力在于“理”和“情”的统一，那么在阅读马克 思文本时，就不仅要关注其逻辑的自洽性，还要分析其修辞的力度。 马克思对语言的产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的分化和融合、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 都有相当的研究，而且，与他追求一种纯净透明的现实生活相应，他渴望纯净透明的思 想和语言。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显而易见”、“自然而然”的思想观念都是在特定的 社会中被生产出来的。把修辞视作虚饰和浮夸是不确切的，修辞是语言固有的特性；是 一切文本所无法避免和控制的。尽管哲学文本一向自觉地远离修辞，追求纯粹的逻辑推 演和透明度，但依然无法摆脱修辞。事实上，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大量的比喻和借代 。例如，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就借助于视觉隐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 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 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 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587、587页。)马克思的《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幽灵、关于“19世纪的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 己的诗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587、587页。)、关于“从前是 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587 、587页。)等论述，揭示了能指与所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表征了时代 的脱节。 从修辞学视角看马克思的文本，意味着对其多重意蕴的重视。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文 本的“作者意图”，但文本毕竟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而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写实”， 而且具有建构和想像的功能。语言的修辞性必然指向意义的播撒，事物也许并不能总是 通过符号组织起来。同样是阅读马克思的文本，不同读者获得的结论往往相去甚远乃至 大相径庭。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固有的修辞性促成了丰富、繁杂的 语义空间，使得马克思的每个文本中都存在着“多性能”话语，它们常常指向不同的方 向，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造成误解。换言之，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具有内在的张 力，并由此构成一个可以随着时代境遇不同而做出不同解释的空间。对马克思文本中的 一些关键性词语，也应当充分关注。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1997 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其时所说的communist party，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党派没有什么关系(注：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 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9页。)。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却提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其时 使用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一定要注意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政治学和哲学话语中的涵 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20世纪出现的种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何以都可以从马克 思文本中引经据典，而我们则很难简单地斥之为“挪用”。事实上，历史上所有传之久 远的文本，留给后人的更多地是一种语义丰富、具有弹性空间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