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反思之路

——孙正聿教授访谈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正聿,1946年生于吉林市。1982年初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先后于 1988年、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遴选为博 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人文学部 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学位 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哲学学会会长、吉林省政协常委。2000—2001年任清华大学特聘教 授。2001年被评为吉林省特聘教授。先后于1995年、1998年、1999年和2001年获得教育 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 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五次吉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先后于1998年和2001年被 评选为首批和第二批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主要著作有:《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教养》(二 人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超越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 物发表论文150余篇。/○欣文,《学术月刊》编辑。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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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听学界朋友说,您在1966年高中毕业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1977 年恢复高考时您的第一志愿又是哲学系。您为什么会如此执著于哲学呢?

      ●我在中学读书时总是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特别是喜欢各种作品中的深 沉的思想以及思想家的传记。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 最引人入胜的科学”。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特别向往哲学,并在高中毕业时报考了 哲学系。可是就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1966年底到1968年底两年间, 由于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我便自己大量阅读了那时可以看到的书籍,其中主要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鲁迅全集》。在鲁迅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各种杂文集中, 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则强烈地感受到了 一种理论的魅力。

      当年阅读的这些理论著作主要激发了我的理论兴趣和拓宽了我的理论视野,但当时的 我却没有能力进行深沉的理论思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一些格言警句式的名言 ,但还不是思想本身。马克思说过,在太阳的光辉中每一颗露珠都会闪烁五颜六色的光 芒,为什么人的精神却只能有一种颜色即灰色?在“文革”年代,那么多传递知识的书 籍被烧掉,那么多有知识的人被批斗,这对一个有志于读书的青年来说,既痛心疾首, 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也追问:人的精神怎么能只是一种颜色?20多年后我的博士论 文出版时,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想到把哲学归结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我想,这 不仅是一种理论探索的结果,而且也是我20多年来执著地追问生活的产物。

      ○您的《哲学通论》在1998年出版后,一直得到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能否请您自己评 价一下这部著作?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评论这本书,那就是“应运而生”。我在1994年写的《从体系 意识到问题意识》那篇文章中,曾把建国后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 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以通行的哲学 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去研究哲学;20世纪80年代,是以改革教科书为出发点去重新理解 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以开放的视野去重新理解哲学,并 在此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哲学通论》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 理解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

      ○对您在《哲学通论》中对哲学的解释,我们非常感兴趣。能否简要地谈一谈?

      ●我需要分几层意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最大问题,是 把对哲学的理解限定在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之中,也就是仅仅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 解释哲学,而没有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 哲学。我觉得这是理解哲学中的最大问题,所以也是整部《哲学通论》着力论述的问题 。

      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常是这样解释哲学的,即:科学以世界的不同领域为对象,提供 对世界的各种特殊规律的认识,而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提供对整个世界的普遍 规律的认识。显然,这就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去解释哲学,因而把哲学解释成关 于“普遍规律”的科学。由此又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用“科学”与否 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所有哲学,二是把哲学的合理形态以及哲学的发展趋向归 结为“哲学科学化”。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隐含着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首先碰到的是哲学的对象问题,也就是哲学是否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对此我提出 了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怎样理解哲学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以“整个世界”为对 象而“观”之,还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根本观点”?二是怎样理解哲学 的“基本问题”:哲学是以“思维”和“存在”为对象,提供关于“思维”和“存在” 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还是哲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进行“反思”? 三是科学的发展逐步把哲学“驱逐”出了“自然界”、“历史”和“思维”,这样,哲 学还能否越俎代庖地研究“整个世界”?

      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的特性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如何区分哲学与科学的问题。我 在《哲学通论》里着力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认识是:不是哲学恰恰是科学,以“ 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而哲学则是以科学关 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加以“反思”。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 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经风趣地说,只有当着哲学被“驱逐”出它的全部“世 袭领地”并且“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真正做到了以“四海为家”,也就是把人类 所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

      ○谈到这里,我想起学界对您的一种评价,认为您在当代中国哲学界是长于“思辨” 的。这是否跟您把哲学解释为“反思”有关系?怎样看待学界对您的这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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