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2)03-0017-10 柯尔施说过，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时，很少提出某种理 想制度来取代现存的某种制度。同样，在对待传统的哲学时，他也把批判资本主义的哲 学(以至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得比构建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要重要得 多。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马克思相对不重视的哲学构建工作，试图从中找出一种新的哲 学，而不重视他非常重视的、在元哲学层面上对哲学的批判，甚至要终结哲学的思想； 没有进一步地去思考马克思在批判、终结哲学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解决了哪些问题，遇 到了怎样的困境，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思考和解决，还有怎样的路没有走等等。马克思不 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那样以哲学的方式终结哲学，反倒以非哲学的方式终结 哲学，这就很难引起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共鸣。这种共鸣的缺乏和从马克思现成论述中概 括出某种现成哲学的强烈冲动，都驱使我们对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论不予重视。但我觉得 ，在思考马克思哲学观时，马克思(恩格斯不尽相同)对哲学的批判远远重于他对新哲学 的建构；而在他批判哲学的思想中，他自身没有解开的问题，甚至还具有内在矛盾的表 述比起那些他已经有所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更有价值。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 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 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 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种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31页。新版《选集》的翻译 没有什么改变。) 在同一本书中，他们还在别处同样肯定了赫斯“把哲学搁在一旁”的观点，指出要跳 出哲学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甚至断定“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 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在此后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书 中，恩格斯又重复过类似观点，除了把“对人类的观察”具体改成“对自然、社会、思 维”三大领域的观察之外，观点没有什么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哲学终结论的惯 常解释是，马克思在这里根据新的“实践”原则对旧哲学做了彻底批判，否定了追求普 遍性和永恒性的旧形而上学，用“唯物主义”取代了“唯心主义”。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 无疑，“实践”是我们解释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足点，也是探讨马克思批判、终结哲学 的立足点。从此出发，对上述文字的实践论解释主要是基于实践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现 实生活而完成的。而总体意义上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实践”又可以具体分为下述多种含 义：1.具体经验及建基于其上的知识概括和策略、制度建构。这种含义在中国马克思主 义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邓小平的“实践哲学”都是如 此。伽达默尔也曾强调过这种含义上的“实践”主要是立意于一种反教条的意味而言的 。2.如果说上述含义主要是在知识论层面上论说的，那么，在知识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再 一种含义就是主体征服、改造和占有客体的主体性含义，即在知识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科 学技术论含义。它肇始于恩格斯的“实验和工业”论，先今已受到伽达默尔、海德格尔 、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批评，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实践已经堕落为技术”了。(注 ：对实践解释模式的具体分析，需要另文进行。)3.是对“实践”的历史性理解，即系 指具体的历史的特定的生活形态。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从不抽象、一般地谈什么人 、主体、实践、本体，他谈的都是具体的人、实践，即哪些人、哪些人的实践活动。所 谓马克思用实践来消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如果这个实践是一般和抽象的，那 黑格尔和切什考夫斯基早就说过了；如果说实践是感性的活动，那赫斯也早于马克思说 过了，马克思难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般地认识到实践、感性活动就完成了的，而是通过抽 象的实践走进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据此，张一兵归纳到，“有具体的、 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纪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规定，不是形成于简单的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社会经济历史 积淀的结果”(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实践”就是指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情境!这个意思主要立意于反对一切抽 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并把不变的永恒本质“一”变成带着动词ing的具体存在。 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实践环境的强调无疑是抓住了马克思批判、终结传统哲 学的主要之点，但这里起码有两个问题： 第一，过度强调当下、历史，也就是强调个人当下存在的至上性、惟一性，其他存在 皆视为工具性的东西，即鼓吹碎片化、消解更具普遍性和恒久性的公共世界……——这 是一条走向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路。沿着这条线索，不但传统的权力、制度、 意识形态，而且知识、科学、话语，甚至生产力等都已受到了批判。曾主张这样注释马 克思的鲍曼后来发现，批判理论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所有的权力、所有 的普遍性权威都遭到怀疑，都被视为自由和解放的敌人。而相反的倾向，即个人侵犯普 遍性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威，当下消解一般性秩序并把一般性秩序和公共权威碎片化， 却被当作自由和解放的象征。这种对普遍、一般性东西的消解已经走上了威胁社会基本 秩序、危及自身追求的自由与解放这些根本价值的危险之路，因而到达了社会批判理论 必须回转的当头。即从批判一般和普遍性的权威，转向保护已被消解得奄奄一息的公共 权威和普遍秩序，“寻求一种可以替代的普遍的生活”(注：具体参见鲍曼：《流动的 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尤其是第一章。)。但这不是本文要立意分析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下述第二点及其引发出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