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005-0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提出，已经有大半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 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关注，则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事情了。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还没有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述，而只是一般地说：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 出版社，1962年，第23-24页。)“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 (注：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19页；第2版，第2 8页；第3版，第35页。)或者说，“形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注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第27页。) 1998年，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持下，出版了《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 该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 但在公开的阐述中，最初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强调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而 是为了批判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风行一时的“西化”思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 要得到发展，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与实 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略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者的结合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这种认识无 疑值得赞赏。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法避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 问题在于如何展开这些思考。1998年，马克思主义“中源”说随着三种著述(注：张允 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 98年第1期；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方克立 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出版抛头露面，引 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都有其“中国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 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恐怕是没有根基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意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17、18世 纪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也不否认从观念演变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 必要性，但是，即使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也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阐释的结果，而并不能由此说明 中国传统哲学在17世纪以后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往往被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随着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儒学研究开始“解冻”，走出“冷宫”，并进而成为当 代中国的一门“显学”。由于东亚经济的崛起，首先在海外展开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化 ”问题研究，引发了大陆对儒家文化的再评价。1984年孔子诞辰2535年之际，成立了中 国孔子基金会。1989年和1994年孔子诞辰2540年和2545年，都在北京召开了规模宏大的 纪念会。1995年12月4—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在京联 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注：此次会议的论文收入崔水龙等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与会学者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 大都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抛弃传统文化，区别在于如何批判地继承。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固 然有相异、相反、相斥、相绝之处，但确有许多相似、相同、相容、相接之点，二者并 非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与会学者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二者能否结合的问题，而是如 何结合，怎样结合，并开始探讨毛泽东对二者的具体结合工作。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所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 者再度强调，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某种“超越性价值”，要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注：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 术研讨会述要》，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在今天，把儒学看作是僵死的封建余毒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儒学始终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发挥作用。如果承认我们依然是生活在传统之中 ，也就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依然生活在儒学之中。与此同时，也应看到， “儒学复兴”并不是一个由学者推动的纯粹学术的复兴运动，其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 的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假若说在80年代，“儒学复兴”主要是源于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启 示，那么，进入90年代之后，则主要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重新寻求秩序和整合的需 要。在此意义上，儒学在20世纪中国的荣辱兴衰，主要是取决于它和中国现代化的现实 关系，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们对这种现实关系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