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4-0046-07 一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往来”于这个刚刚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社会 中，正像人们所言，这是一个“实践的时代”，还未真正到达“反思”之时。因此，社 会的转型对哲学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 哲学虽是一种较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最终还是由经济来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因此，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从基础上发生了裂变。计划经济时期价值导向的“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和 市场经济下的“自我实现”、“个人奋斗”日趋分化。这也是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 渡中所经历的必然。 产品经济是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特征，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个人的劳动融入到社会 劳动之中，生产出的产品不需要交换而通过直接分配所得。因此，社会、集体占主导地 位，突出了共同体意识，人们相应的价值取向就是“无私”、“无我”，只讲“奉献” ，不讲“报酬”。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产品经济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实现运行的 。而我们却在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实施，那就只有靠每一位社会成员高度的严于律 己，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要求个体，形成了生活上的“苦行僧”和精神上的“富有者 ”的强烈反差，人们渴望进入美好的社会，此时，把政治、伦理、意识等奉为本位，哲 学也确实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按恩格斯的观点来说，这并没有真正上升到社会史的水平 。 商品经济，一是直接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和内容。它不再以血缘、地 域、民族、语言为界限，通过商品交换，能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扩大了人们活动 的范围，建立起了人们之间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它淡化了共同体的意识。二是商品生产 以交换价值和追求利润为对象，人们的社会关系普遍为商品化，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和在 利润的追求中努力实现着自身价值，相应的价值取向就是“自我实现”，人们力争把自 身的价值物化。商品经济给人类活动和社会运行注入了活力，促使生产、交换及科学技 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商品经济导致了产品经济时期维系社会体系的价值观出现了裂 痕。 商品经济生活渗透到政治、伦理、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人们的价值观迅速演变，并 趋于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追求服从市场的价值导向，得到了市场的承认才说明了“我” 存在的价值，“我”就是要按市场的要求来塑造自己，以自我价值实现为本位，人的价 值“物化”了。个人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他的命运，荣辱毁誉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 有其自己的主动掌握权，人们主动地把握机会，不断进行新的选择。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和资本，社会上一时出现了浮躁之气，急 功近利，“知识”遭受到冷遇，崇高的哲学更是“高处不胜寒”，“爱智慧”之学却不 被智慧所爱，因此陷入了危机。人们对于生活中的明智和知识的实用的选择排斥了哲学 这一“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无用之学”，人的智慧落到了对某些功利和实际生活 的盘算和筹划上来。人们对“物”的追求和对自身价值物化的实现，使人文精神衰减， 还一时不能出现“纯正的理念”上升为民族精神，社会“真正的”秩序还未井然。所以 ，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哲学还未被“真正地”得到“仰视”。 二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哲学角度来说，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 1.功利和崇高。有人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是一个功利型的社 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强化，人们急于寻求功利的价值取向更加突出。人们对往日的 “理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因为它脱离了今天的社会实际，那些“古老的原则”在今天 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很难有说服力，人们需要适应社会去生存、去发展。在这个“行动” 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处于迷惘、混乱、漂浮的状态，“理性支柱观念”处于极大的动荡 期，而“经世致用”的观念却成为某种信条。因此，“哲学的崇高”不能解“渴”，人 们自觉到对世界“终极关怀”的哲学似乎距离“资本”太远，也过高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 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1](第4卷，p.249)它并非是功 利之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技巧。哲学本是“爱智慧”的学问，是对于自然、人生和社 会历史等一般问题进行理性的沉思和探索，它是对真理及其意义的无限追求，这便是哲 学的本性，也是它崇高的表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 熟悉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实 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 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2](p.35)黑格尔还把哲学称为“最高尚的东西”。柏拉图 在他的“理想国”里推崇“哲学王”，“爱智慧”的研究者是第一位的。在古希腊，哲 学被奉为最高的学问，乃是使人崇高起来的学问，自然“哲学王”就是最大的学问家。 他认为，人们最高尚的需求是爱智慧。这种“智慧之爱”本身就是一种崇高。 哲学以理性的姿态出现，对现实和历史及其认识进行反思，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而 是运筹于宏观和长远，它的博高而深远的“气度”把人们从“精神的计较”中解脱出来 ，使人们不断地追求真善美。然而，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 重视，”“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 ，”[3](第1卷，p.1)人们都忙碌于日常生活之中，还未在内心深处腾出精神活动、哲 学沉思的空间，“功利”和“崇高”的矛盾在此时便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