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墨迹最常见的两种形态 建国后，评论鲁迅书迹最精审且富有见地的，当推郭沫若1964年序《鲁迅诗稿》的一段话："“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遂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①” 如果把鲁迅的墨迹以书写的性质来区别，大致可分为两类。前一类是鲁迅以书法形式留下来的墨迹。据统计，这类墨迹以鲁迅定居上海的十年最为丰赡，大多是应友人之邀或赠答朋友之作，依据这类墨迹的尺幅，书写样式，应该算是鲁迅有意识以书法形式书写的墨迹。后一类系文稿，包括书信、日记、著作稿、抄校稿等等，墨迹的数量多而丰，累千计万，北京文物出版社七十年代末曾系统出版过鲁迅的这类墨迹影印本。这类墨迹的书写非以表现文字的书法美为意旨，由于鲁迅在艺术、文学上的素养，其墨迹书法风格映现出作者的气质禀赋及人格精神。 关于第一类墨迹，不妨先据《鲁迅年谱》抄录几则有关的内容。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小原荣次郎在中国购买兰花将要回日本，鲁迅赋诗并写成条幅相赠。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日本长尾景和写唐钱起《归雁》一幅留念。 一九三一年二～三月，作旧体诗《赠邬其山》并书写条幅赠内山。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为今村铁研（日本医生，增田涉的表舅）、增田涉、冯剑丞（律师、许广平姑母之子）、徐訏（作家）作字。为徐訏写了横、竖两幅。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①书自作旧体诗《亥年残秋偶作》赠许寿裳。②午后为仲疋（冯宾符）书一横幅，录钱起《湘灵鼓瑟》。③为杨霁云书一直幅、一联。直幅录《大树歌》，写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一联。 鲁迅虽然每天要接触毛笔，但是以书法形式书写的作品，并不是经常性的事情，上述记载可知，大多数作品只为应友人之约或赠答友人而作，把书写当作艺术活动只占用他整个文艺创作极少的一部分时间。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鲁迅在挥毫书写时，每次大概不止写一幅，有时同时要写几幅，尽管鲁迅借助于书法形式，但真正要表达的还是诗文的内容。在这类墨迹中，书录最多的自然属自作诗，也有他喜爱的古诗。鲁迅书写的情况正扣合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无心作书家”。作为兴趣广泛的鲁迅有时的书兴也极浓，一些相知的朋友则能得到鲁迅平日不易多见的体裁风格的墨迹，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为徐訏写的两幅就属于这样的情形。书兴蓬勃，援笔作书，横涂竖抹，间或参杂篆隶结构、章草的笔意，应是鲁迅的得心之作，形式也游离于他平日惯见的体式，流露出与平昔不同的趣味、情调。相对于他的文稿，鲁迅的这类墨迹，保持着他文稿类墨迹的洒脱气质，笔划沉着内敛，善于用隶书笔意的线条，线型质直，字态清晰，“融冶篆隶于一炉”，充满着篆情隶趣。 至于鲁迅的文稿类墨迹，最能见出鲁迅字的风格神采，严密精当，线条细腻流畅，一般字迹偏小。鲁迅用笔高度娴熟，结构圆转，这种书写能力来自他长期不辍抄校碑帖书籍所做的功夫。在这一类墨迹中，尽管有时运笔迅速，连续不断，但笔划含蓄，很少有向外扩张的结构形体，快速行笔带来的结果只表现在增加结构和线条的生动性，未对单字构成的字群氛围及章法结构秩序产生任何影响。前面提到过鲁迅长期抄书，使他拥有极好的驾驭毛笔的能力，连续书写在形式上取得协调和气势上的贯通。一个可用来证实的例子，是鲁迅能作细楷，连续数页。累数千字而精神不懈，前后神气高度贯注，字形精整具典型，这样的功力，若非熟悉毛笔书写的性能又长期执毛笔为书写工具大概是很难具备的。我们从鲁迅的这一类墨迹中从容、肯定、自信，毫无迟疑之态用笔亦可证实这一点。 “鲁迅体”的形成 探索鲁迅书法风格的成形，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对于汉画像、碑刻拓片的收藏和研究，以及他对古籍的整理及抄校。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与鲁迅的书法风格关系不大，不过，在阅读了鲁迅的大量手稿墨迹及文字材料后，发现实在不能忽视鲁迅收藏汉画像、碑刻与抄校古籍同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前者对铸成鲁迅书法风格所起的作用尤大。鲁迅爱好汉画像、碑刻，第一是基于他对艺术的爱好和对民族遗产的重视，汉魏、六朝的刻石、画像及碑志的图案花纹，是美术史上一宗丰富的遗产，鲁迅曾对老友许寿裳讲过：“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②”第二是为考究中国文字的演变。鲁迅留日时，曾从章太炎学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九二九年前后又曾计划编著“中国字体变迁史”。鲁迅的这个计划可能在他开始致力于金石文字研究的一九一五年就萌生了。第三鲁迅把石刻画像当作中国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来研究。他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他研究汉魏六朝刻石画像，也就是想通过这些形象的材料，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据统计，自一九一五年至三十年代，鲁迅所购刻石画像的拓片近六千多种，这个数字极为惊人，从此一方面看到鲁迅对刻石画像的搜集真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抄校及整理工作亦寄托着鲁迅对艺术的盎然兴味。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屡屡称赞汉人石刻，认为“气魄深沉雄大”，不独溢于言表，刻石碑版对他的影响亦时时透过他的手书墨迹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