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

      动物纹样艺术是指远古先民以动物形象为题材，装饰器皿、马具、服饰、带扣、牌饰、织物、兵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艺术及图案艺术。动物纹样艺术产生的时限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它经过初始、发展、繁盛、衰落等历史时期。就世界范围而言，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半农耕半游牧民族都是动物纹样艺术的创造者，中国的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花纹就是以动物纹样为其中心特征，而象斯基泰式的动物纹样则产生在斯基泰这样的游牧民族中。至于新疆古代的动物纹样艺术品，单就分布区域而言，东起哈密西到伊犁，南起昆仑山麓北到阿勒泰地区都有出土。这些地区在古代不仅活动着游牧、半游牧民族，而且还生活着农耕、半农耕民族。就新疆古代动物纹样艺术的题材、风格，艺术品形制及材料质地来说，都可寻到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印迹，如在焉耆出土的两汉时的龙纹金带具，显然是中原文化影响所致，而以狮子、虎、鹿、鸟等飞禽走兽为题材的动物纹样则明显和斯基泰式、鄂尔多斯式动物纹样有共同之处。当然，新疆古代的动物纺样还多以家畜，如牛、马、羊、骆驼、狗为题材，这点有别于早期斯基泰式动物纹样。因为斯基泰式动物纹样，早期题材基本上是狮、雪豹、屈足鹿、狮身鹰头兽及各种斗兽为主，因此这种动物纹也称为“野兽纹”。

      剔除在新疆出土的纯粹是斯基泰式动物纹、鄂尔多斯动物纹艺术品外，新疆出土的大量的本地动物纹艺术品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也有其明显的地方民族风格，这些艺术品也大多出自本地艺术工匠之手。这种本地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并列，在艺术上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更加速了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选择过程。

      让我们还是循着新疆古代动物纹艺术产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去领略一下它们的造型特征、题材种类、艺术风格，这对认识新疆古代动物纹艺术的审美价值，对进一步推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西周——春秋前期（公元前11—前6世纪）是新疆动物纹艺术发展的初始期

      新疆目前已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动物纹艺术品，它分布广泛，在昆仑山北部、天山南部、东部均有发现。

      在昆仑山北部的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中，出土了年代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二件非常精美、表现手法独特的动物纹艺术品。

      1、动物咬斗纹木梳：梳柄的一面刻画着一只张牙舞爪的狼向一只带箭伤的幼小羚羊迎面扑去的情景。画面形象逼真，动物躯体各部刻画细腻，具有浓郁的写实风格。梳柄的另一面是两只大角盘羊带着一只小羊奔跑的纹样，整幅图案线条飘逸流畅，具有强烈的动感。纹饰表现手法也较为独特，艺术工匠以锋利而尖细的锥体工具刺出一连串的凹点连成曲线表现动物，较之线段的阴刻，这种方法简洁而随意。

      2、连方行走状大角羊纹织物：在一块毛织物上编织出几只行走状大角羊纹的侧像。羊角后倾并弯曲成一个向上的钩形，双腿粗壮矫健，用色较单纯，为深黄和浅黄的搭配，羊角的处理带有夸张的手法，整体简炼，属写实风格。

      据文献记载，昆仑山北部的古代且末若羌一代，是古代羌人的活动地区。《说文解字》云：羌从羊人也。①扎洪鲁克古墓出土的古尸有纹身和粉色纹面，纹饰都似大盘羊角纹，这和墓中出土的动物纹相照应，真实地反映出羌人崇拜羊的习俗。这组动物纹产自本地也就不容置疑了。

      在天山南部的和静察吾呼文化遗迹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动物纹艺术品。据发掘报告称，这一文化遗迹的时代上限早在公元前9世纪，下限在公元前6世纪。②其中发现的每件动物纹的纹样都有各自的特征，分述如下：

      1、蜷狼纹青铜镜：直径89厘米，镜背面铸着体曲蜷成圆形，头尾相接的兽形侧像。此兽巨口利齿，怒目圆睁，背脊粗毛直竖，后腿肥硕，尾卷成圈，气势凶悍。对该兽纹目前有两种看法，一说“狼纹”，一说“龙纹”。③笔者认为“狼纹”更具说服力。因为此兽躯体是粗壮的兽形，四肢团蜷在腹部，尾巴也具有典型的动物纹猛兽的造型特型。从背到尾部带有横凸纹的半圆形，是艺术工匠为增强兽毛的表现效果而在镜的台缘处做了独具匠心的处理。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中，也有如此造型的豹子形象，但时代较晚。新疆这面蜷狼纹青铜镜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此类题材风格的动物纹样提供了比较研究的素材。

      2、熊首青铜刀：刀柄端铸一圆雕立熊，熊面部轮廓清晰，下刻浑圆，呈憨态可掬的侧面像。据有关学者研究，熊的形象在叶尼塞河、米努辛斯克地区，尤其是塔加尔文化中表现较多。但塔加尔文化的时代晚于和静察吾呼文化，故察吾呼文化中熊的形象在动物纹各种母题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双鸟形带钩：带钩呈弓形，两端分铸出两个形象逼真的鸟头。鸟头图案为背向侧面，长喙内勾，喙内侧各有一水滴形阴刻，眼呈双环形，头顶有冠状凸痕。与我国北方地区同时代的鸟纹相比，这件带钩无论造型，还是鸟纹的铸造都显得独特而精美，有别具一格的风韵。有学者推测，“鸟形带钩至迟出现在春秋早期，而且最早的带钩可能是某种动物和写实的鸟形，逐渐发展成鸟头状……。”和静这件鸟形带钩的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有力的佐证，只是新疆鸟形带钩时代更早。

      4、羊形骨镳：用骨头雕刻成羊形，羊背呈弧形，腹部呈锯齿状，腹中部有三个穿孔。对这类器物，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进行过较细致的研究，认为它是欧洲斯基泰早期艺术中最典型的形象之一。其主要造型特征，是羊和猛禽类动物的结合，因此冠其名为“山羊格利芬”。和静的这个羊形骨镳，具有“山羊格利芬”的某些主要特征与功用：羊头像，腹部有三个穿孔，只作马镳使用。从前苏联学者所例山羊格利芬类型系列看，这件已不是早期作品。早期的动物类格利芬脸上往往有条带状的角缠绕，而这种造型，据说又是戴马嚼子的马头形的简化和变体。在鲁里斯坦的埃什马拉博物馆，就收藏着一对青铜质、腹部有三个穿孔的，戴马嚼子的马头形骨镳。前苏联基辅出土的骨质动物形镳，形质与和静这件很相似，为简化了的动物头像镳。这些都很符合前苏联学者库罗奇金对山羊—格利芬的发展演变所作的规律性总结：戴马嚼子的写实性马头镳——简化了的动物头像镳——动物和猛禽类结合形镳。根据这一规律判断，和静骨镳已是此类器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