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在洛阳以北孟津县老城乡油坊街村西约500米,西北去汉光武帝原陵(俗称刘秀坟)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件巨大的石辟邪。当时该村在这里修筑黄河渠至下河图南北走向的暗渠,挖至距地表约5米许,蓦见堆积有不少古代石刻,经清理得知有石阙构件残段以及石兽的残躯和残片等。孟津县文管会闻讯后,即派员将其运至光武帝原陵左侧的光武祠内,并进行对接复原。辟邪高1.9米,通长2.9米,基本完整(图一)。1993年3月,为配合《洛阳文物精华展》,又将石辟邪运到洛阳博物馆。 这件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块石灰岩雕成,石质细密坚硬,为青灰色。石辟邪作奔走姿态,四肢分立于长方形石板上,左肢在前,右肢在后,前肢稍短。其形态为昂首挺胸,张嘴伸舌,怒目竖眉,头微向左侧,长颈后倾,脊背自然弯曲,臀部蹶起,长尾曳地,整体呈倾倒的S形,犹以向前俯冲状。辟邪双眼几呈菱形,眼上竖雕蝉形双眉,两小耳张开斜立,嘴叉两边鬣毛上翘,仿佛羽翼,头顶正中似有一角,长舌垂于胸前。辟邪颈部与胸部突出雕饰排列有序的筋腱,两膊雕饰向后卷翘的双翼,翼下微微显出几根肋骨,脊背隆凸七个骨节,其两侧延及长尾和后肢股部平雕流畅对称的卷云纹,后腿间显睾丸,以示为雄性。辟邪的四足各有四爪,其中前肢左足抓一小兽,小兽作仰卧翻滚状,且用前足抓住大兽用力啃咬,其臀部亦露出睾丸,整个姿态好像极力挣扎着意欲站立起来。 从出土情况看,这件石辟邪显然是因某种缘故被移动位置推进了深沟,其原位想必距此不远,是否为刘秀原陵神道石刻尚不得而知。石辟邪的不少部位因被撞击而遭到损坏,如头部的独角、右耳、上唇、下颌及长舌下段,还有左翼及尾都程度不同的有残缺,左前足下的小兽背及头部也被碰坏。 汉代的雕塑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它在“百家交融”新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热情奔放,大气磅礴,粗犷纯真,充满生机的好作品。孟津出土的这件石辟邪便是其中之一。 图一 孟津出土石辟邪
这件石辟邪以躯颈和四肢五个S型组成整体造型,又以四肢和曳地的粗壮长尾形成五个支撑点。S型弯曲,是力量迸发的前奏;五个支撑点,给人以稳定矫健之感。辟邪的头部仿狮形,大轮廓以曲线形成不规划的方形,且比例较大,用以增强威猛的气势。身躯颀长瘦劲,亦似善于追逐疾驰的雄狮。整个形象,浑厚凝重,华美典雅,生机盎然而又神态威猛。它虽作奔走之势,却又蕴涵着一跃而起的力度。在汉魏六朝石雕中,动作幅度之大,又如此神完气足,当首推此石辟邪。 一件石刻作品,如果缺乏精湛的雕刻技法,便不能达到造型的完美和神态的生动。孟津出土的这件石辟邪,雕刻技法极其娴熟,圆雕、平雕、线刻自然融汇,点、线、面、体结合天衣无缝,细腻具象写实,粗犷抽象夸张并用。如颈部的筋腱和两翼下的肋骨皆用圆刀法,显得十分逼真。而四肢的后部则大胆地运用平齐大写意的方刀法,如同刀劈斧砍一般,益见其粗壮劲健。棱角突出,有一种无比的蹬力。两翼用平斜刀法刻出弧曲的扉棱,虽未谨悉微毛,却极象鸟羽。脊背与后腿上的卷云纹以平雕手法,尽管寥寥几片,强烈的装饰之感已跃然而现,且不使人觉得多余。其精制工巧,在汉魏六朝石雕中为所仅见。 石辟邪菱形的双眼与蝉形的双眉,是雕刻匠师运用夸张浪漫手法,特别对审美客体神韵、气质的追求,因为这是增强其不可遏止气势的关键。辟邪左前爪抓一小兽(辟邪幼子),并非意欲吞噬,而是在游戏玩耍,且口吐长舌,似欲爱抚地去舔小兽。这种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动作,不唯体现了雕刻巨匠苦心奇巧的构思,也是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又一典型例证。 关于这件石辟邪的年代问题,目前认识颇有分歧,有的认为系东汉晚期遗物,有的认为可能是北朝作品。笔者通过与各地现存及出土的石雕、铜、陶天禄、辟邪的比较,觉得还是断为东汉时期遗物为妥。兹将其由赘述如次。 现存南阳汉画馆有天禄、辟邪(图二)①二石兽,这两件石兽原系南阳城北汝南太守宗资墓前之物。《后汉书·灵帝纪》中唐李贤注云:“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宋沈括《梦溪笔谈》也记述颇详。今二石兽右翼前所镌之字虽已漫漶不清,但于宋代收进了欧阳修的《集古录》中,证明二石兽确为宗资墓前之物则无可置疑。此二石兽的嘴和四肢虽有残缺,但基本形状尚且完好,其造型风格及装饰雕刻手法,与孟津出土之石辟邪几乎无所不同,胸前也残留有长舌的痕迹。只是前者背上的卷云纹为浅浮雕,后者背上的卷云纹为减地平雕;前者的双眉加饰阴刻眉毛,后者的双眉平素无纹;前者雕工微显粗略,后者雕工比较精细罢了。因此后者的琢刻年代理应与前者相当。宗资任职于东汉桓帝时,卒于延熹九年,故知其墓前石辟邪当刻于公元166年左右。那么孟津出土的石辟邪也应是桓帝时期遗物,或略早于这个时期,即顺帝后期。 图二 南阳宗资墓前石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