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珍贵的年画

      中国传统的民间年画取材广泛，包罗万象，其中无论是辟邪纳福的门神灶王、祥禽瑞兽，还是表现风俗民情、历史故事、小说戏文种种情节的丰富的横批竖联，长期以来在民间传承、流行，无不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与文化的形象反映与历史缩影。然而近代中国，列强入侵，污吏横行，社会急剧变动，打乱了农民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织生活，各种天官赐福般的幻想纷纷破灭，揭竿而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种种血与火的现实，偶或诉诸丹青，所产生的作品更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

      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清末民间木版印刷的扇面，表现了19世纪60年代初山东淄川农民刘德培起义的场面，内容独特，殊为珍贵。扇面横长50.2厘米。画面右半部刻画一城，城门紧闭，门额书“淄川城”三字，正面两城角各设一门炮。城头立四人，半身露于雉堞之外，皆着戏装。中间一人方面美髯，头戴雉翎，右手执翎，左手持“令”字旗，上方横题“刘德培”三字。其左是一年轻英俊的武将，背插靠旗，身披战衣，横刀俯视城外。其右第一人亦是长髯，身穿道衣，似是军师。最右端为一开炮的士兵。画面左半部城壕对面，则是兵临城下的清军，分为前后两列，前列四名兵勇跪射火枪，后列四名兵勇操刀持盾。兵勇之后一人侧目长须，面容凶恶，胸佩念珠，坐于椅上，其左手指向城上人物，右手执“令”字旗，上方纵题“僧王爷”三字，可知是指挥攻城的僧格林沁。僧背后立旗手擎旗。攻城人物上方为高筑的炮台，一门大炮正对城中。

      该画面只印线版，未套印色版，如炮眼、旗缨、帽翎、头盔等局部用毛笔以红黄二色略加点染，人物画部淡施粉红。画中起义人物威风堂堂，镇定自若，其线条粗壮有力，城墙、城门大面积地使用黑色块，而攻城的清兵则形象窳，线条纤细。整个画面对比强烈、主次分明，作者的爱憎一目了然。

      ●清代民间年画《空城计》（山东潍坊杨家埠）

      

      这一扇面所画的刘德培起义，是山东近代农民反清斗争中的重要事件。刘德培字春田，一字雪田，淄川东关南纸坊人。刘曾中秀才，教过私塾，在当地颇有影响，咸丰末年，山东各地官府征收糟粮多超过规定，农民负担沉重。1862年，刘德培在淄川东平组织成立“信和团”，名义上以防堵捻军、幅军，占据火药器械，把守城门，历城、青州等地农民纷纷投奔，不久便发展至数千人。

      信和团事情败露之后，刘德培鲜明地举起反清义旗，多次打败济南、青州、博山等地官府的“合剿”。杀死了淄川县令，释放狱中囚犯，坚守淄川城。随着信和团力量的壮大，刘德培提出了“反清复汉，伐暴除残”的口号，建立大汉政权，自称大汉德主。

      1863年3月，皖北捻军李成作战失利，引兵北上，与刘德培会师淄川。负责剿捻事务的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追踪而来。清廷任命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与僧格林沁一起围攻起义军。清军环城开掘壕沟，沟外设置十八处营盘，重重围困淄川城。僧格林沁计划引水淹城、用棺材装火药炸城、以云梯攻城，皆遭破产。6月，起义军冒雨夜袭城外三处清军营盘，取得成功。僧格林沁又在城西北高筑炮台，安置洋炮轰击城中。8月初，起义军伤亡残重，加之粮草无继，不得不突围。捻军由南门突围受创，刘德培则向东杀出城外。7日，清军追至蓼坞太白山，起义军200余人被俘，刘德培自刎，坚持斗争1年多的信和团起义失败。

      这幅描绘淄川城攻守场面的扇面，是已故蒲学专家路大荒先生1958年捐赠的。路先生祖藉淄川，编有《蒲松龄全集》，他还是较早进行孔府档案研究的学者。路先生生前关心桑梓民间工艺，该扇面应是路先生从淄川民间搜集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此幅扇面虽然内容独特，但人物造型、道具皆采取民间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画中城垣低矮，极象是布景，起义人物的行头一应俱全。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画面与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空城计》的格局颇多雷同，两者相对照，城的位置左右相反，而这一点，正是照图临摹雕刻后翻版印刷所致。如果把《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形象与扇面中刘德培右侧一人相对比，除了前者手中的羽扇因为标志特征太强而更换成拂尘之外，其它则如出一辙。作者可能因为这一形象与刘德培身份不符而使其退居次要地位，另外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画面采取了农民最熟悉的戏剧形式，虚构了起义军的文臣武将形象，淡化了战斗的真实细节，使画面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理想主义气息。

      清代末年，民间不乏这类突破传统取材范围，大胆反映现实的作品。曾国藩《宝佩蘅尚书》云：“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杀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颇有一些这样的作品。而山东潍坊杨家埠清末艺人刘明杰也曾创作《义和团》、《红灯照》、《慈禧太后逃长安》等政治题材的年画，配以痛快淋漓的卖画唱词，深受百姓欢迎。因此，刘德培起义的扇面，也应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类作品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所限，大部分难以长期流传，保存至今者凤毛麟角，因而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