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名之隆，莫过于“书圣”王羲之。然而不仅其剧迹《兰亭序》真伪至今尚有争议，而且其书论之传世者也多属伪托。其所传书论中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篇，文末自述学书经历，言来确确凿凿，是研讨右军书法的重要文献，为论者屡屡征引。但征引者一方面信其所述，另一方面又明知这篇文字并非真是王羲之的著作，于是未免进退维谷。近人沈尹默在其书学名著《二王法书管窥》中也引用了这段“右军自述”，当然也碰到这个难题。对此，沈氏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在运用有可疑处的史料时注意到了要甄别其可信度。他是这样说明的： “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已久，亦不能说它无所依据，就不能认为他没有看见过这些碑字。显然其间有后人妄加的字样，如蔡邕《石经》句中原有的‘三体’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时应该把它删去。尽人皆知，三体石经是《魏石经》，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说事实。文中叙述，虽犹未能详悉，却有可以取信之处。”①可以说，沈氏这段说明是审慎的，基本意思也是正确的。然而，说“三体”二字必为后人妄加，则尚有商榷余地。同时，若以把蔡邕《石经》误说成“三体”来作为此文伪托的证据，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人们常常把“三体”之误当作此文辨伪的显证，以为只需拈出，不屑一辩，下“拙劣殊甚”四字便已了却此案。②所以有必要对此略加考索。 关于蔡邕书丹所立（准确地说应该是蔡邕主其事并参与书丹）的熹平《石经》，历代载记曾有出入，而且不少颇为权威的历史著作偏偏发生错误。较早记载此事的，如晋人袁宏(328-376)在《后汉纪》卷二四“熹平四年”下语焉不详： “春三月，《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③ 列入“正史”的刘宋范晔(398-445)《后汉书》蔡邕传记其详情：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④ 更早的，三国时吴会稽山阴谢承所著《后汉书》可能也有详尽记载，惜其书久佚不可见，幸而在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序”的唐人注文中引了谢书“灵帝纪”中的一条材料，稍稍记述熹平石经的放置情况： “碑立太学门外，瓦屋复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 之。”⑤ 至于其字体，范书“儒林传序”称：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 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⑥则明言熹平《石经》为“三体”，并说明目的在利“参检”，言之凿凿。唐人注则未及于此。 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枚，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⑦说明洛阳汉国子学堂前有三体、一体《石经》两种，一体隶书《石经》的立碑年代和书丹者都未作说明，而对篆、科斗、隶三体《石经》却认定是蔡邕遗迹。可见，在这个时期以为蔡邕作三体《石经》的大有人在，而且载入史记，当为久来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直到唐宋时期还在流行，如唐人徐浩(703-782)《古迹记》称： “蔡邕鸿都三体《石经》。”⑧唐人窦《述书赋》称： “伯喈三体，八分二篆。”⑨其兄窦蒙注： “蔡邕，字伯喈，陈留人，终后汉左中郎将。今见打本三体《石经》 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稀。⑩北宋朱长文(1039-1098)作《续书断》仍称： “蔡邕三体《石经》书隶及今所存汉碑，皆与真字体异。”(11) 当然，两晋南北朝时也并非无人道出真相来。唐初所修《晋书》卫恒传载西晋卫恒(?-291)所撰《四体书势》有曰：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12) 北魏郦道元(466-527)《水经注》卷十六：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13)同时人江式(?-523？)《论书表》也说： “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14)他们都把汉《石经》与魏《石经》作了区别，说明三体《石经》乃魏正始中所立，自然非出蔡邕之手。 尽管如此，这些正确的记载看来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而使事实得到澄清。由晋入宋的范晔撰著《后汉书》，乃以汉末建安时续修而成的《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并参酌魏晋前贤所著后汉书记十来种。范书出而诸书淘汰散佚，不可复核。蔡邕是《东观汉记》后期修撰人之一，据范书本传载： “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乱，湮没多 不存。”(15)他是写了“灵帝纪”的，熹平立《石经》，为经学大事，应有记载，而作为当事人的蔡邕，写来自翔实可信。可惜在汉末纷乱中，董卓被诛，蔡邕受牵连而死于狱中，所成文稿亦随之湮没，“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16)诚如郑玄所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义！”(17)范书“三体”之误，当亦承前人载记而来。然则包括史学和书学名著在内的有关此事的记载确曾长期以讹传讹。与《晋书》同时成书的《隋书》中那篇作为文献学经典的“经籍志”对此也不甚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