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基本方位(上)

作者简介:
[意]阿基内·博尼托·奥利瓦

原文出处:
世界美术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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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英译

      编者按 阿基内·博尼托·奥利瓦是当代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他关于后前卫艺术的理论对西方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持人,他也把关于后现代艺术的思想贯彻在该展览的组织工作中。本文是他为本届双年展撰写的整体理论框架,从西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代艺术的背景,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多元主义政治文化主题对西方当前艺术的支配性作用。奥利瓦早期曾是文学评论家,主要进行诗歌评论,因此,在他的美术评论中有很多诗化的语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理解与翻译的难度,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命名为“艺术的基本方位”,各大洲的众多国家送来了作品,通过一系列展览来体现这个主题。

      与其承认构成当代艺术的文化游牧主义和语言的共存,不如强加一个限制性和批评性的探讨——“艺术的基本方位”。当代艺术正直接面对技术的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它不得不接受“漂泊”的观念,接受参照“其他”文化来重新发现活力和表现力的观念。在一个正经历着政治解体和社会分裂达到部落斗争的程度的历史时刻,文化必须制定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规划。艺术的国际化构成了一种道德价值,在其使各种差异统一共存的能力上,为阐释的必要性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80年代的游牧主义打破了某种文化的僵化,那么在90年代的今天,它发现它的方向在一种受“艺术的基本方位”所支配的“漂泊”的观念上。

      从天体物理学的东南西北来看,这些方位最初存在于艺术生产的循环之内,它们证实了分离、超越限制和相互交错的因素。从德拉克洛瓦起始的近代艺术在一种空间、地理、神话和时间的“超越”中寻找和发现了它的价值:在本世纪上半叶,它建立起一种南-北两极的格局,在下半叶则是东-西对立的格局。

      这种格局最早是由80年代的文化游牧主义所打破的:意识形态的几何形关系的解体导致一种文化折衷主义在表达的自由,有时是表达的混乱中繁荣起来。游牧主义打开了通道,超越了限制,进入到一个早先被一种文化狂热所强制圈居起来的语言与文化区域:它总是制造一种乐观的国际主义,但是也使得各处都出现一些霸权模式。一般说来,艺术与文化都是在一种工艺水平上发展的,这个特性所形成的运动很容易被技术化和远程电讯支配的观淫癖的文化游牧主义所达到和超越。电视缩短了地理与文化的距离,生产了知识也制造了认知的幻象。它使人们直接了解在远处发生的事件,把新闻与历史融为一体。尽管它们通过频道的快速交换来制造戏剧性,但一种不可逃避的色彩唯美主义和编辑形象给我们带来的事实报道还是使人麻木不仁。海格德尔证明了由尼采所想象的阐释世界和由技术所永恒化的语言空无,而今这些现实已经激发了一种观淫癖的游牧主义,这种游牧主义掩盖了艺术的游牧主义。

      在90年代——横亘着苏联解体和破坏了每一个个体的真实幻想的意识形态帝国的终结——艺术觉得必须克服各种任意引用的享乐主义。80年代开放的游牧主义已经被引渡到一种“漂泊”的观念,这种观念被“基本方位”和五分之一无限方位悬而未决地保护起来,后一种方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东西南北格局,这种观念为语言与文化的交错和浓缩提供了条件,从而能够打破距离与历史的格局。

      为第35届威尼斯双年展制定的计划所提供的单一命题“艺术的基本方位”准确地证明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规划,它的基础是一种“玛赛克”式的结构,取代了一种单一性和理论的傲慢。它体现了艺术在主题、文本和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基础上铺设阐释性的地砖时反映出的全球性范围的复杂性。

      这个计划正确地证明了文化在当代现实中提出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的能力,它重新估价了艺术现象的国际化和规范化的观念。如果直到80年代仍有可能通过鼓吹历史联系(欧-美两极)的差异来证实一种国际性的概念,那么现在则是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和大众文化在各种程度上的平静入侵来证实的,这个概念必须重新考察。要承认一种纯粹的民族核心已不再可能:相反,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民族转化和各民族相互融合的积极贡献,这种转化和融合能够产生文化折衷主义和不同种族的必然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各个国家来设馆,让他们走出封闭的模式,也用来接待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双年展的历史性决定源自巴黎国际博览会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宏扬了文化共存的价值,在一个强调文化差异的历史时刻这种价值更具有意义。一种差异性并不会妨碍艺术学科的独立性概念,但是会影响这个概念,为打破各学科间的界限提供了证据。艺术发现必须通过证实这些概念才能研究它自身的特性,这届双年展的主观动机正是如此。在其“玛赛克化”的计划中,本届双年展力求突破一个大型展览的单一景观,为体现艺术在各种不同的表现上的和平共处寻找一种可能性。

      我为自己提出了这项任务,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责任实现所有预定的设想,邀请每一个参展的艺术家,而不只是展览的操办者。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批评家、评审委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共同意识到这个目标,对此我表示最衷心地感谢。

      这个规划由一系列“事件”组成。严格说来,其中有一些是艺术性的与创造性的,有一些则更多地体现为思考性与教育性——如关于“博物馆”与“展览”概念的研讨会,以及为职业培训树立了一个榜样的首届格勒诺布尔(法国)与威尼斯博物馆长国际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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