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熊”

      

      石熊 西汉 高125厘米 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出土

      汉代造型艺术中的动物题材相当丰富，“熊”是其中之一。面对纷繁的各种动物的表现，恐怕很少有人去注意“熊”题材的某种独特意义和文化内涵。也许我们晓得汉代艺术中有那么几件关于“熊”的作品，而殊不知这些作品丰富的程度和深厚的含义之所在。出于兴趣，我最近开始关注这一题材在汉代艺术中的意义，在短短的数天内，我就收集到了大量有关“汉熊”的资料，雕塑、工艺作品达40多件，画像石、画像砖达60余块。（参见附表）这些仅仅是我收集到的有限资料而已，仅这些资料就足够给我们提出许多可供想象和思考的问题：汉代艺术为什么要如此热衷地表现这一题材，它是否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是什么呢？这种题材在其它朝代很少表现，为何只在汉代如此繁盛呢？

      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熊”不仅塑造材料和方法多样，而且其表现情态也极其精彩。有石雕、铜铸、陶塑、玉雕、金制工艺、漆工艺等，在处理方法上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线刻、金银错、鎏金等技术。既有独立的雕塑、绘刻作品，又有作为装饰的工艺性雕塑，不论在雕塑技巧还是在绘画语言的运用上都可谓极尽艺术创造之能事。既有表现雄悍威猛之形象的老熊，又有憨态可掬之特征的小熊。总之，各具情态，活灵活现。

      我感兴趣并开始关注这一题材是由霍去病墓一石雕引发的，众所周知，霍墓有一件石雕叫“野人抱熊”，由于它题材和造型的古怪，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它是否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它会不会同北方民族有某种瓜葛。从图腾意识来看，熊图腾是东北亚民族的一种典型的崇拜形式，“尤其是‘萨满教文化圈’内的一个主要文化内涵。”①民族学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曹廷杰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西伯利亚人“喜弄熊”。弗雷泽的《金枝》也述及了西伯利亚土著的熊祭、熊宴和熊舞。我国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满族等少数民族也保留有熊崇拜的习俗。②

      大量北方民族文化人类学资料的展现，往往会给人们这么一种印象：认为熊图腾崇拜似乎只发生在东北亚萨满教文化区。其实错了，熊崇拜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原始而古老的崇拜形式，世界很多民族都有以熊作图腾的习俗。日本的虾夷人、韩国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希腊人、我国的维吾尔族都有关于熊崇拜的传说。所以，把这种对熊的崇拜而出现的有关熊的艺术品的产生完全归于北方民族，看来是一种错觉，一种误解。

      

      立熊插座 西汉灰陶 高16.7厘米 陕西兴平西吴乡出土

      我们在北方民族美术中没有探得汉代造型艺术中“熊”的渊源，反而在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发现了不少具“熊”题材的带有典型汉代风格的作品。看来这个问题只能从本民族文化历史的渊源中去寻找了。其实，在遥远的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崇拜熊的强烈意识，从传说时代至汉代，关于“熊”的传说就未曾间断过。史载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神黄帝，初居有熊，号“有熊氏”。钱穆《史记地名考》说：“有熊”在河南新郑，那里有黄水和有熊山，故同黄帝有关。现在那里还有一座山叫熊耳山。华夏民族自黄帝始就同“熊”结下了不解之缘。《列子·黄帝篇》还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③狼豹貙虎为前驱，（以）雕鵰鹖鹰鸢为旗帜。”至鲧至禹，又出现了人变熊的神话，《国语·晋语》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十七年》也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鲧的儿子禹同样也有个熊的化身，《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今本无）说：“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这些记载无疑都说明“熊”同黄帝及其后夏人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熊图腾很可能是黄帝系部族中威望很高的一种动物图腾。

      《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神话资料。我们从《山海经》中有关熊的多达十二处的记载中也可看出“熊”传说的古老和重要：

      “有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隅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虎、豹、熊、罴、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