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与东方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商业活动也带来了东方异教徒对鲜艳色彩效果和异国情调的追求，这影响了威尼斯画家工作时在色彩处理上的传统观念，他们开始用更加明亮、大胆的色彩。这有利于表现欢乐的主题，而表现欢乐在威尼斯的绘画中则处于主要地位，这种变化同样使肖像画的创作出现了新的生机。提香的肖像画《劳拉》不仅一反以往那种稳重的暖色调，在这里靛蓝的天鹅绒的衣裙占了画面的主要地位，一条桔黄色的透明披肩围在胸前，这样强烈对比的色彩和对冷色调的选择，在以往是不可设想的。不仅如此，为了使整个画面得到有机的统一，提香有意识地降低了面部色彩的鲜明度，加上异教徒色彩极浓的头巾和珍珠嵌宝的头饰，使这幅肖像不仅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和时代特色，而且还洋溢着令人振奋的新意。由于色彩观念的变化和油画色的改造，使长期困扰着画家的对客观事物真实性表现的障碍得到了突破，从而有条件开拓绘画主题新的境界，于是更具有戏剧性的画面出现在传统的主题上。如提香《带荆冠的基督》，基督是作为一个弱者出现在一群无知的暴徒之中的，交错的棍棒，摆动着燃烧着的油脂吊灯，加上提香独具匠心的构图、笔触、和设色技巧，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悲剧气氛。这无疑适应了当代人对艺术的欣赏心理。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世纪图解式的主题绘画，要知道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心理和习惯，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而对绘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如真实性（对事物逼真的描写、空间感和质感）、文学性（如诗如歌般升华了的艺术语言）、装饰性（视觉上的享受，如构图、色彩、美的形象）和创新精神，而这些恰恰又是现代艺术的精髓。 这时的威尼斯画家似乎已完全掌握了为现代人创作艺术品的诀窍，并为后继的艺术家创造更加辉煌的近、现代艺术的宏伟事业铺平了道路。威尼斯画家们的业绩在于：一、从观念上改变了对油画色的运用，初步完善了油画的技法，为未来油画的写实表现力提供了可行的模式；二、开拓了油画主题的新的广阔的疆界，那就是提倡绘画的世俗性，虽然在当时威尼斯的世俗绘画不可能不具有局限性，然而它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领地，开始从表现贵族，继之以富商、平民，一直延伸到社会底层的生活。只有在这时，当年人文主义者的艺术理想才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这段接力棒传递的路程，人类走了整整三百多年。等到提香盛名遐迩，他的工作室陶冶出来的画家已经人才辈出，如丁托莱托和威罗内塞等，几乎已取代了进入老年的提香，并且显示了他们各自独到的或老师所缺少的才能。在这时，威尼斯画派才可以说是得到了真正确立，并且以它特有的领导潮流的姿态，以革新的绘画技法和世俗绘画影响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揭开了巴洛克艺术的序幕。而这时佛罗伦萨却已经是卉木凋零的花园了。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光辉地把佛罗伦萨式的艺术形式和思维方式划出了最完美的句号，把艺术进化的火炬传到了具有更新、具有现代世界观的威尼斯人手里，从而揭开了美术史上新的一页。人们不会忘记乔尔乔内、提香的卓越天才，也不会忘记贝利尼兄弟对威尼斯艺术繁荣的贡献，但造就威尼斯画派真正的机缘则是来源于这个城市本身的力量。 公元413年，一群外来移民为了躲避战乱，在这里立下第一块基石，并且下定决心要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此就注定这个城市是会创造各种奇迹的。到了15世纪，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和海上运输的发展，这里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这大大繁荣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当时的威尼斯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由于国际贸易活动的繁荣，这里也较早地发展了自己的第三产业，如旅馆、货栈、钱庄和外汇兑换商。东方的丝绸、西非的玻璃原料在这里被加工成精美绝伦的锦缎、花边、玻璃器皿等欧洲第一流的工艺品。这使原来人口不多的威尼斯更加富有。为了保持已取得的经济利益，并期望得到更大的发展，威尼斯采取了一种具有现代外交特色的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对罗马教廷采取若即若离近乎阳奉阴违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尽可能地奉行睦邻政策。为了商业利益，他们拒绝了佛罗伦萨关于讨伐米兰的联盟建议，而在和土耳其的战争结束以后，仍能捐弃前嫌和土耳其友好地交往。这样就得到了在意大利难能可贵的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与和平。这不仅有利于发展经济，同样地为发展自己特色的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图7 劳拉 提香作 由于这块土地上居住者的祖先是移民，移民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虽然他们承认本土贵族的可尊性，然而当一部分贵族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对移民来说，没有传统的天授尊权和不可改变的荣辱地位。更重要的是生存和更好的生存，他们通过选出的议会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公共设施和慈善机构应有尽有，使市民们能够安居乐业，从而使城市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大商人出现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的意愿在政府面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对他们的税收是政府开支的重要来源，对这些人来说，崇拜圣母玛利亚和圣马可就是他们宗教信仰的全部，因为圣母是耶稣的母亲，而圣马可则是这个城市的守护圣人，对他的崇拜就如同对城市繁荣的忠诚。也许基督说得对：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像今天一样，商人的文化素养往往比不上贵族阶级和教士、科学家之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物质的要求远远超过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的趣味近乎卑俗，而对宗教的种种禁欲主义的戒律不是置若罔闻就是干脆加以嘲笑。正是这批新兴的腰缠万贯的商人提出了要把天堂的永久幸福搬到人间来这个纯威尼斯的观念，这无疑会雪上加霜地削弱了教会对威尼斯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基督教一开始就是穷人的宗教，现在人们都有钱了，再也不必到阴冷的教堂里去寻求安慰，相反他们要尽可能地多发挥已拥有了的金钱的魅力。于是珍珠、宝石、东方的丝绸和香料成为威尼斯人追逐的目标。华丽的宅邸、精美的手工艺和艺术品也成了富豪们竞相炫耀的财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品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商品的面貌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威尼斯的画家可以不依靠宫廷和权贵的卵翼而选择自己作品的收藏者，因为在这里一幅优秀的被承认的油画可卖到成袋金币的价格，由于艺术成了商品，有利于艺术家对自己作品水平的定位，和艺术家本人的价值的确定，买与不买是收藏者对艺术家的选择，卖与不卖则是艺术家对收藏者的选择。一种艺术风格的盛行在这里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教会和政府。发展和繁荣使威尼斯的收入源源不断，因为威尼斯的财源来自世界各地，而艺术品却是境内为数不多的天才所创造的，这也就更加提高了艺术家在城市里的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和收藏者双方都出现了竞争，一个是以高艺术品质、格调超群的作品而博得更好的价格，在艺术家内部展开竞争；一个是收藏者在价格上的竞争，以尽可能低的最高价格收藏品质最好的艺术品，只有在像威尼斯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城市里，艺术的发展才可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来决策自己画什么或不画什么。由于仰慕提香的才能，教皇保罗三世企图说服提香去罗马为他工作，而查理五世也曾建议召他进宫并封以爵位。作为一个布衣百姓，提香居然拒绝成为王室成员和接收贵族封号。而不久前的佛罗伦萨，伟大的天才达·芬奇居然被梅第奇庄园像一个仆人一样的把他借给了米兰的公爵。这是耐人寻味的对比，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同时在意大利，实行着不同的政治方式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一个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何等重大的影响。艺术活动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独立的创作意志和长官意志的差别，当然会影响作品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