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民溯源及遗民画家解 遗民，一作逸民，“遗”者，亡失也，“逸”者，逃亡也，其意相近，同属隐士，被古人冠以“高士”、“处士”之称。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律历志》称“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所谓“德”，就是孔子的“忠君”思想，忠于逊朝旧制是遗民意识的核心，故孟子认为无德逸居者“则近于禽兽”。逸民历朝历代都有，而遗民是特定时期特指的一类具有政治色彩的逸民。他们在前朝属士、宦阶层，经过一番改朝换代后，不能适应新的历史变化，逃匿于山林之中，或以消极避世的态度了结一生，或在思想上愤然抗争，竭尽笔伐之能。他们都不组织和参与暴力活动，是旧朝文化的精粹，其文学艺术成就，是传统文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遗民的角度研究遗民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 殷商的伯夷、叔齐是史载中最早的遗民，武王伐纣，两人叩马而谏，武王长趋直入，灭纣建立周朝，伯夷、叔齐耻于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中，靠采薇度日，以致饿死。这种消极性的隐居生活实为慢性自杀。战国时期楚国旧臣屈原最终跳入汨罗江了结一生，他们的忠君之志为后世称颂，但他们以自杀殉国的态度并未被后世文人遗民所效仿。相比之下，春秋时期的孔子虽以周朝遗民自居，其言行却显得很理性化。孔子的“忠君”（即忠于周天子）、“克己复礼”等思想，正式确立了遗民应恪守的道德准则；道家学说的创立者老子“清静无为”的哲学观念，奠定了遗民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秦、汉两季，遗民辈出，秦始皇坑杀的四百多位儒士，实为六国遗民。 魏晋南北朝和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是古代中国两次处于大分裂的历史时期，战争迭起，罢戍无时。除魏、晋以外，国祚短促，社会凋敝，朝政腐败，难以维系文人士大夫对某一朝政的情感，仕者可连仕数朝。如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入隋官朝散大夫。鲜有从一而终者，隐逸者更不知忠于何朝何君，无遗民可言。东晋葛洪、陶渊明等江南名士，他们实践了老子的生活理想，开创了儒、道互补的人格类型，被历朝隐士、遗民所效法。 遗民的产生有着较明显的区域性。自中古以来，遗民思想的核心由“忠君”进阶为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华北和西北地区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大熔炉，汉以后，拓跋鲜卑族建立北魏、后燕、西燕、南凉等国，羌、氐分别建立了后秦和后凉诸国，多数汉族文人士大夫已适应了不断变幻着的民族矛盾。恰如金世宗完颜雍的分析：“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①金亡后，原供奉于金朝的汉族文人画家王显卿、何澄等毫无顾忌地侍奉了元廷。而江南地区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少数民族的势力一直未渗入，江南的汉文化相对于北方而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一旦这种封闭性遭到破坏，一些文人士大夫就会显现出强烈的排斥行为。1279年和1644年，元朝蒙古人和清朝满族人先后入主江南，两次都涌现了一大批包括画家在内的遗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宋朝和明朝的遗民问题是民族矛盾的结果。 本文着重探讨南宋遗民画家的思想、行为和其作品的艺术特色，以求从多种角度揭示出产生遗民绘画的诸种因素和作品的思想内涵等。 遗民绘画即遗民画家所为，是文人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界定遗民画家的概念较为复杂，他们与诸多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其基本要素如下： 1.必须是前朝的文人士大夫或具有一定传统文化功底的职业画家。 2.他们在前朝已基本形成了适应于当时的道德规范，如忠君报国等思想，在仕途、财富等方面受益于旧朝，或在逊朝享有富足的生活待遇。 3.追念故朝旧君，对新朝采取回避或抗争的政治态度。 遗民画家的政治态度变化较多，有的终生抱节不变，有的晚年更新，有的守节期很短，思想形态杂乱纷呈。但严格地说，一旦出仕新朝，就意味着终止了遗民生涯，即便是中途弃官退隐，也不能论作遗民，如元代赵孟頫。又如倪瓒在明初，题款以干支纪年，视农民起义军为“池鹅类鹤鸣”，但对旧元政权也采取同样的敌视态度，只能是隐士而非遗民。那种后来拜觐朝廷或题写新朝年号的画家，如马臻和龚开等，乃属遗民的范畴，因为他们未从元廷那里获得官爵。因此，判别遗民的标准应是全面的。 遗民绘画早于北宋末的文人画，最早出现的遗民画家是唐末后梁儒士出身的山水画家——荆浩。荆浩，字浩然，沁水（今河南济源）人。唐末战乱迭起，荆浩遂隐于太行山区的洪谷，取号洪谷子。他在《笔法记》中借老叟之口，无视后梁统治：“水墨晕章，兴我唐代”。依旧以唐人自居。他所开创的全景式大山大水，奠定了北方山水画的构图程式，一直影响了北宋山水画的基本面貌。 北宋遗民画家为躲避金廷的追究和御用，隐名埋姓，深居简出，仍继续描绘北方山川和风物。现国内外藏有十多件李成、郭熙画风的佚名山水画，很可能是他们的创作遗迹。其中一幅名为《江山行旅图》卷（纸本水墨，纵38.4厘米、横418厘米），款“太古遗民”，钤印“东皋”。这位东皋籍（今山西河津）画家不愿成为女真人的臣民，不忘先祖，甘当遗民。有许多未入南宋的北宋画院画家在北方过着遗民生活，他们出身于艺匠，故不见有著述。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宋高宗赵构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恢复了画院，一批原北宋宣和画院的画家南渡后相继入院，复职、升迁。如李唐及其在南下途中收留的门人萧照，另有朱锐、苏汉臣、顾亮等。他们仕于南宋，故不能列为北宋遗民，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北宋遗老。但是，他们在南宋画坛发起的以爱国忠宋为题材的创作活动，大大激发了南宋臣民收复失地的政治热情。例如，李唐绘制的《伯夷叔齐采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晋文公复国图》卷（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雪天运粮图》（失传），门人萧照作有《中兴瑞应图》卷（传，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皆属此类作品。朱锐的《盘车图》册（上海博物馆藏），则表现的是靖康之难南渡时的艰难情形②。这种爱国激情直到南宋理宋朝的刘松年也未减损，他曾绘有《便桥会盟图》等历史画。佚名的这类画卷则更多，如《迎銮图》卷、《望贤迎驾图》轴（均藏于上海博物馆）、《折槛图》轴和《却坐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些画迹都以历史典故、现实事件等不同侧面倾述了强国、廉政的良好愿望，他们爱国忠宋的精神和意志是南宋遗民画家直接的思想前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