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都在企业工作，自儿子上学后，我们只好“早送晚接”。孩子中午就餐、休息和下午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就托付给父母二老代为看管。 由于我们疏于引导，孩子不知从何时起沾染上一些坏毛病：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在父母跟前任性蛮横……我和妻子急得内心上火，可两人在科学教子方面毫无经验。起先是气急之下采取“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儿子表现不好时，先是一番叱骂，严重时再带点“颜色”教训；成绩若有所提高或有段时间没犯错误，立马兑现吃“肯德基”，买电动玩具等奖励。 没过多久，我和妻子发现这个方法终非良策，我们都犯难了。熬了几个难眠之夜，我忽然想起了与孩子对话的方式，不由地联想到自己和儿子之间虽归属于“上下级关系”，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许多想法和问题完全也能通过对话来沟通。我兴奋地把这一创意向妻子作了汇报，她半信半疑地说：“能行吗？也好，就试行吧。” 我们与儿子最初的对话是口头上的，有时为了一件小事，“当面锣、对面鼓”地较劲，容易激动的妻子一看昔日在怀里撒娇的“毛头”成了“犟头”，气就不打一处来，常常是先蹦起来。“强权政治”下的儿子吃不下眼前亏，只得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次下来，眼见对话就要演变成训话，我于心不忍，提议将对话方式改成以书面形式为主，以避免因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形成的僵局。 我和儿子共同商定列出8项需要沟通的专题，规定每日或隔天一次。为慎重起见，我将这些专题分别打印、装订成册，并在每页上方郑重注明一行《提示》：“严禁撒谎、隐瞒不报，否则重罚。” 1999年11月10日，我和儿子各怀心事地进入了对话角色，妻子冷眼旁观。儿子对学习上的话题回答较简单，一般都是简明扼要。对一些自身的问题也能如实相告，如“练琴不太好”、“作业迟交”等。最能打动他的是“最想和爸爸妈妈说的话”这个话题，“对话”的当天，儿子就在这一栏里写下了“要有耐心”的话语。我和妻子收件后，“八目”（两人都是近视患者）相对，暗喜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当即对儿子说了许多滚烫的鼓励和保证之类的话语。谁知第二天我们听说儿子上课时又讲话、做小动作，急于求成的妻子克制不住情绪，把儿子臭骂了一通。这小子哪肯就此罢休！当天义愤填膺地在《对话专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会反对、不听，不能实事求是，我认为对你们说的话是没用的。”妻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言重了”。我惟恐前功尽弃，恳请妻子放下架子，尊重孩子的意见，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以达到预期效果。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儿子相继退出了“要和蔼”、“请不要误解”、“请根据我的学习方法来引导我”、“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别人”、“不要掐我”、“妈妈，请保持情绪稳定”等要求。 通过对话这座“桥梁”，我和妻子开始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更值得欣慰的是，以前常常和我们“对着干”的儿子也渐渐理解了家长的良苦用心。去年12月30日，我的儿子还给他妈妈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袒露了自己真实的内心。 妻子和我都被他朴实的语言给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当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我们和儿子的“对话”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