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06;F119.9 经济全球化使区域经济地理学重获新生。过去10年人们目睹了对“新经济地理学”有趣的争论。一方面，由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西方大经济学家（包括W.Brian Arthur,Masahisa Fujita,Anthony J.Venables,Michael Porter等）开始对地理学（空间）的产生浓厚兴趣，并将其引入（主流）经济学，他们在“重新发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工作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来临[20]；另一方面，地理学家对最近经济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发展并不满意，认为经济地理学已经或将要陷入危机与困境之中[31,2]。很显然，当代的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心境一样，都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来拓展他们自己的学术空间[29,7,51]。 1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密切。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发现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例如，1826年杜能就在其名著《孤立国》中生动地描述了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杜能理论的基础上，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29)、克里斯泰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9]以及廖什的《区域经济学》[31]又复活了长期存在的德国区域理论学派。作为德国区位理论学派真正的继承者，从70年代开始区域科学在区域科学家艾萨德的倡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他的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36]和卡笛尔[20]也开始在空间联系方面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比如在20世纪，经济地理学受到许多经济学说的影响，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极和区位理论、凯恩斯的商务循环模型、米达尔的积累因果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经济学与地理学并不是建构在一个科学的系统之中。长期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地理学采取抵制态度。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经济学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而且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从来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学家总是借助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试图在地理学之外来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学家似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与地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关系”[34]。他们对地理学的一点点兴趣仅仅来自于少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如Myrdal和Kaidor）。 但从80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突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此后，他又在《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26]、《自组织经济学》[27]和最近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1999)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22]。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波特也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39,40]。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Anthony Venables[51]、Masahisa Fujita[15,16]、W.Brian Arthur[3]和Bruhart[6]也加入了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 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详见Dymski[12];Ottaviano and Puga[37];David[11];Schmutzler[41]）。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的经济学中来。 2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 根据马丁的观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2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34]。在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3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近，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的兴趣又开始复兴（如Buchanan and Yoon[8]），克鲁格曼[22]也参与了报酬递增理论框架的构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于决定贸易、集聚和专业化比报酬稳定和完全竞争更加重要。事实上这2种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差异，相对而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据价格来决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去考虑其代理商的行为决策。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代理商的行为决策往往要考虑其他代理商的影响[12]。“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空间集聚的并不是克鲁格曼，主要有马歇尔主义和钱伯林主义2种传统方法）。克鲁格曼认为“资金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是重要的。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与“资本”这2种外在性要素之间长期存在着界线。克鲁格曼认为：在报酬稳定、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分界是无益和无效的[23]。克鲁格曼更关注“资金外在性”（即市场规模效应），而不是“技术外在性”（公司之间研究成果的转移）。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于扩散。但从总体上说，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关键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主题是“新增长理论”[34]。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经验显示：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34]。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34]。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21,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