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02)-02-0023-05 地名，是人类赋予自己居住、活动的地球上某一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为某地命名是一种文化行为。举凡地名，皆有其共性；旅游地市行政地名不仅有地名之共性，还有其个性。为地物命名，有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为旅游地市确定行政地名，还应遵循“旅游”一词所带来的特殊原则。合之诸利现；反之诸弊生。例如，1987年把本应称为“徽州市”的徽州地区命名为“黄山市”，则是一种制约旅游、不利行政、贻害游客、泯灭文化、割舍传统的行为。更改旅游地市政行地名非仅徽州一地，诸如四川灌县改为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县改为张家界市。随着21世纪全球旅游业大兴，随着中国之加入WTO，中国旅游业必将勃兴，中国从世界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迈进步伐将更快。鉴于此，旅游地市行政地名之准确把握，则更非可等闲视之的区区小事。故本论题甚有其必要。 一、定位功能 地名的首要社会功能是准确指示地物方位。这是确定地名的一般性原则。对旅游地市来说，其行政地名更应强调定位功能。“旅游”是个合成词，系由“旅”与“游”两个动词合成的。“游”是目的，“旅”是基础。旅游的第一步是“旅”，先旅行至“游”的目的地，然后才展开第二步活动——游览。旅行，是旅游主体的空间位移。游客对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第一要求是：地名指称明确、准确。但是，1987年由徽州地区改名的“黄山市”第一行政地名，恰恰不符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大量为游黄山而来的游客是按地名购票到黄山。地名的共性便是让人能够按名寻地、“对号入座”。但游客们住到所谓黄山却不见黄山，后来方知此地地名屯溪，高举“黄山”牌的黄山市市府所在地屯溪离游客欲游的风景名胜黄山竟还有150里之遥。旅行的终点站原来只是中转站，所到的旅游目的地原来只是中转地，无怪乎改名黄山市后，游客们连呼上当，纷纷投诉、痛斥，乃至状告。如2002年3期《中国方域》“丘建东状告黄山地名混乱”，原因即该福建游客到黄山市下火车后找不到黄山；苦询问后再乘车120公里找到黄山区；然后才找到黄山风景区。草率地以风景区名作旅游县市行政地名的弊端于此乃见。 旅游者的空间行为一般有线状、面状、点状三种。远程游客大多采用线状旅游空间行为，即“跑线”。有的是因公务、事务而兼带或绕道游某地，亦同跑线形式。他们的共同点是时间安排紧凑，一旦遇到到黄山不见黄山这种尴尬局面，而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下一站旅游、办事不得不与真黄山失之交臂，或终生无缘，乃怨恨假黄山。纵使是采用面状或点状旅游空间行为的游客，也因此而多花钱、浪费了时间、减少了游览内容、破坏了出游情绪，导致高兴而来败兴而去。 对游客来说，在有限的时间与财力情况下，无疑当遵循最短距离原则。杭州、厦门、桂林等旅游市由于行政地名指称准确、明确、无二义性，所以游人可取最短路线，以最经济的费用、获最愉快的感觉、得最大效益。黄山市则不同。从黄山之北南下游黄山者，取最短距离可径至黄山北大门甘棠镇。黄山市在黄山之南150里。“黄山”一名的二义性误导游人，由北南下至黄山市；发觉被误导后由黄山市北上150里到黄山，多耗几百里冤枉路，显然违背最短距离原则。旅游应讲旅游科学，科学性表现之一是方便游客，科学性表现之二是游客尽量不走回头路。黄山市这一行政地名既不方便游客，又使返程客重蹈原路，因而这一地名不合旅游科学。 旅游地市地名定位失误，还牵涉到伦理、法律及诸方面问题。“黄山”作为山名，其指称范围是特定的，即：（一）全山1200平方公里；（二）精华部分——游览区154平方公里。把徽州地区易名黄山市后，山名市名全同，山名“黄山”的指称范围无可避免地被扩大，山名市名的混同，使山名泛指、泛用，造成该地市十多年的混淆视听。既然市名“黄山市”，于是市属各县区家家都打“黄山”牌，远离黄山的旅游企业都可以标“黄山”，离黄山120里的岩寺便称为“黄山南大门”。“黄山”的范围由154平方公里、1200平方公里扩大到黄山市全辖区。结果，倒霉的是游客。经营者为赚钱，趁官方造成的地名混乱之机，蒙骗游客“这就是黄山”。游客进了黄山市境内，处处是黄山，如堕五里雾中。这是很不道德的，与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是相左的。 矫地名定位之枉的正确之方是各实对应。依名实对应原则，被误称16年的黄山市应速改为徽州市。“徽州”，作为一个州、府、地级行政区域名称，至今为880余年。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州名为“徽州”，其辖地大体包括今黄山市、大于今黄山市所辖范围。元为徽州路、明为徽州府，徽州“一府六县”的观念经明清五六百年透彻地融进社会，名、实明确对应。改黄山市为徽州市，诸弊当不矫而自消。黄山是徽州境内的一座山，在徽州市北端，“黄山”是山名，“徽州”是行政地名。地图上恢复“徽州”，市是市，山是山，桥归桥，路归路，一清二楚。 二、文化底蕴 不论是“市”，还是“府”、“州”、“县”，它都是人们在一定的地域内创造的一个物质一文化形态。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作为地名，其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定位上，还在丰富文化底蕴上。地名在体现该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同时，也标示着其历史上的政治改革、经济变动、思想变化、人民变迁、风俗变异等等，地名对感悟该地文化内涵起着积极、有力的启迪作用。人们可以从地名领悟其文化的综合意义。“徽州”这一地名，蕴含了一支辉煌的、经典的中国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不仅门类、学科众多，诸如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版画、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宗族、徽州教育、徽州方言、徽州文献、徽州科技、徽商、徽墨、歙砚、徽派三雕、徽派篆刻、徽派园林、徽菜等等，而且每一门类、学科都具有丰富的内容，有的门类还是无与伦比的。例如徽州档案（文书契约），其数量之大、学术价值之高，已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就全国而言，徽州创下府级行政单元保存民间档案数量之最。英国剑桥大学徽州学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亚洲文化研究》上撰文《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由其题目即可见徽州档案价值之高。徽州文化孕育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亦儒亦贾的徽商又以雄厚的财力、一流的智商、超凡的胸襟积极推动徽州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其光辉夺目。新安理学以朱熹为代表。朱熹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宋以后各朝皆以朱熹为圣人，以其思想学说为官方哲学，以其所定四书为教科书，明经取士也以朱熹等宋儒传注为宗。孔子、孟子、朱子为儒家三圣，宋理宗以祭孟子礼仪待遇祀朱子，明清时朱子地位几乎与孔子同等。朱子思想以官方哲学的地位统治中国五百多年，而且广被海外，在汉文化圈国家影响至深。宋理宗封朱熹为徽国公，宋度宗赐朱熹故里徽州婺源为“文公阙里”。徽州因哺育朱熹而光荣，亦因出朱子而更为天下所熟知、景仰。徽州科举，成就显赫。据弘治《徽州府志》载，宋代徽州进士有619人，立传的朝廷命官123人，其中宰相三人、尚书三人、侍郎七人。据北京歙县会馆题名榜，清代徽州首县——歙县有本籍及寄籍状元五人、榜眼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八人、传胪五人、会元三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清代徽州本籍、寄籍状元18人，占全国状元数15.7%。历史文献记明清徽州科举盛况云：“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门三鼎甲”、“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徽州文化其盛如此，故徽州得“东南邹鲁”之美誉。正由于徽州文化有如此举世瞩目的地位，所以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州学得与敦煌学、藏学比肩，所以20世纪90年代有接连几次成功召开的国际徽州学学术研讨会。由此可见，“徽州”这一地名文化含金量之足。
